乞丐[QiGai]现象，作为一个社会[SheHui]问题，历代文献中已有诸多记载。但是对于封建时期少数民族乡村[XiangCun]流丐现象的探讨，却少有问津。透过一块块历经风雨的“禁丐碑”，让我们尝试着解读晚清福宁府（闽东）畲族乡村[XiangCun]的碑刻资料，分析以“禁丐”、“限丐”为核心内容的社会[SheHui]治安处理过程，感触到“村民[CunMin]—乞丐[QiGai]—官府[GuanFu]”三种力量的互动。

　　“以弱凌弱”的流丐恶讨现象

　　福宁府是福建畲族的最后迁徙地，也是最主要的聚居地，其所辖之宁德、霞浦、福安、福鼎诸县，均分布着众多的畲民村落。从清朝道光年间开始，一批批流丐就频繁出没于畲族乡村[XiangCun]，使畲民深受侵扰之苦。

　　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将清代横行乡里的流丐行为，称为“社会[SheHui]恐怖主义”，“不管他们在那个体面的社会[SheHui]中显得多么无助，他们却有力量使公众对他们产生恐惧。”据民国《霞浦县志》载，清代曾有一群身患麻风病的流丐一度成了郡治的“污染源”，“康熙间有从外邑至者，呼群引类，结庐于罡溪岭之麓。此辈手足拳曲，形体坏烂，恶气侵人，加以郡属笋蕨多出西山，贩者每携入溪渍洗，而癞者浴身浣衣踞其上流，渐有传染。人家畜狗往来饮溪水，亦毛尽脱落。”最后邑人采取措施，“徙其人而火其居。迄今郡人无传染，……”

　　丐帮中“盖硬讨者属于‘红项’，哀乞者属于‘白项’。”而横行畲族乡村[XiangCun]者往往以“红项”居多。今存于宁德、霞浦畲族乡村[XiangCun]的“禁丐碑”等有关碑刻资料记录了恶丐诸端劣行。他们或者群居村落灰楼、宫庙，聚赌饮鸦；或者三五成群，登门借端强乞；或者凡婚嫁好事，结党成群，寻衅滋事；或者每逢秋收，呼群蜂拥，恶化掏摸；或者丐盗勾结，日则强乞，夜则潜窃；或者稍不顺遂，即串引残疾病丐坐家，怀毒死赖。他们给福宁府畲族乡村[XiangCun]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性。

　　虽然“红项”乞丐[QiGai]与少数民族村民[CunMin]同属于社会[SheHui]上的弱势群体，但是，前者表现出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本质，并依附于地痞流氓等黑恶势力；而后者既挣扎于贫困线上，又笼罩在清政府歧视的阴影之下。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处世哲学与生存环境。流丐进村，诱发村民[CunMin]与乞丐[QiGai]之间的互动，透过这个发人深省的怪现象，我们可以悟出封建时代的社会[SheHui]畸形与人性弱点。

　　“村民[CunMin]—乞丐[QiGai]—官府[GuanFu]”的互动关系

　　在封建社会[SheHui]，我国政府的管理从未有效地延伸到县以下的基层社会[SheHui]，清代也不例外，因此乡村[XiangCun]只能依靠保甲、乡约与家族力量等来承担基本的管理职能。而闽东的畲族乡村[XiangCun]往往聚落分散、人丁不旺、势单力薄、保甲结构松散，单纯依靠一个村落的家族力量，无法抵御和消弭屡禁不止的流丐恶讨现象。这可能就是闽东地处平原的汉族大村至今鲜见“禁丐碑”，而深居山林的畲族小村却保存多通“禁丐碑”的缘由。而少数与畲村比邻的汉族村，由于同处僻远，也一起受流丐骚扰，因此就出现“禁丐碑”有畲汉俱告的现象。

　　“禁丐碑”的设立是民间与官方合力促成的。村民[CunMin]代表修书陈情丐事、斡旋县衙、吁请官方。村民[CunMin]呈词，有的是反映一村丐情，有的则为多村综合报告。千余年来“路有行乞者，则相之罪也”的古训，依然警醒着官府[GuanFu]的当权者，民间对流丐的控告与官方对流民的控制，其动因与目标不谋而合。从现存的碑刻资料看，官府[GuanFu]所颁布的法令还算是因地制宜、入情入理、具体明晰的。针对流丐的不同行为举动，对应不同条款，采取相应措施，既契合清代法律，也符合社会[SheHui]伦理。

　　在官府[GuanFu]的告示中，官方对丐帮、丐规也作了研究与考量。官府[GuanFu]知道，利用丐首，以乞丐[QiGai]帮规也可从内部来“管束”流丐行动。

　　关于闽东畲族乡村[XiangCun]的“禁丐碑”，其碑文有着固定的结构模式，其石碑的设立有着大致相同的运作过程。不管法律效力如何，实际产生多大的效果，“禁丐碑”毕竟是官民同心协力治理流丐现象的特殊标志。

　　“禁丐碑”的设立体现了“村民[CunMin]—乞丐[QiGai]—官府[GuanFu]”三者的互动关系，其中民、官二者在维护社会[SheHui]治安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形成张力，共同对付流丐。从“禁丐碑”中，我们还看到畲族村民[CunMin]的善良、大度和对流丐的恻隐之心。村民[CunMin]们在钳制、阻止流丐进村破坏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为流丐提供生存空间，给他们一定施舍，以缓解“村民[CunMin]—乞丐[QiGai]”之间过于激烈的矛盾与冲突。

　　官府[GuanFu]对自卫组织[ZuZhi]的提倡、支持与控制

　　畲族乡村[XiangCun]的“禁丐碑”虽具有一时的法律效力，并不能带来永久的太平，也无法使畲族乡村[XiangCun]一劳永逸地免受流丐的侵扰。实践证明，依靠自身力量维护乡村[XiangCun]社会[SheHui]治安，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防丐防盗举措。

　　宁德县猴墩村畲民习武之人众多，家族秘传的畲家拳技捷力猛，于是在官府[GuanFu]的准许下，村里成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自卫队伍“巡洋社”。他们纪律严明，白天习武健身，夜间巡看田园、山林，方圆数里的流丐望而却步。

　　猴墩村依靠得天独厚的经济地理背景抢得茶叶贸易先机，他们先后办起了5家茶庄，并形成了闽东独有的畲族茶市。于是，猴墩村“巡洋社”的作用便超越了原有的功能，从维护村落治安发展到治理整个茶市的社会[SheHui]环境，构建了与众不同的闽东畲族茶市保障机制。晚清时期，猴墩村自卫组织[ZuZhi]始终得到官府[GuanFu]的首肯与支持。

　　同属福宁府畲族乡村[XiangCun]的村民[CunMin]自卫组织[ZuZhi]，福安县金斗量村的命运便不同于猴墩村。金斗量今名金斗洋，是福安市康厝畲族乡所辖的一个以武术闻名的畲族村落。晚清时期，该村村民[CunMin]便崇尚习武。然而，随着金斗量畲村自卫组织[ZuZhi]的名声和社会[SheHui]影响的扩大，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被视为“数十年地方之害”，最终在咸丰七年被清除。

　　可以看出，在禁止流丐问题上，官府[GuanFu]需要借助村民[CunMin]自卫组织[ZuZhi]的力量来维护社会[SheHui]治安，但当村民[CunMin]自卫组织[ZuZhi]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官府[GuanFu]认为可能威胁到乡村[XiangCun]社会[SheHui]的力量平衡时，便又会以严重影响社会[SheHui]治安的新问题，加以整肃。两者不同的命运还因为各自存在不同的社会[SheHui]历史背景和发展趋势。猴墩村“巡洋社”起始于巡查村落田野，提防流丐的侵害，发展于维护畲族茶市的经济运行。这种行动有利于猴墩茶业经济的发展，也等于间接地帮助了官方拓展税源，得到官府[GuanFu]的重视和保护，是理所当然的。而福安县金斗量村畲民自卫组织[ZuZhi]的发展历史却要复杂得多。以金斗量村民[CunMin]为代表的福安县畲民英勇善战，素有习武健身、防身的传统，各级官府[GuanFu]对畲民的反抗行为历来是有所戒备的，当畲民的影响力扩展到令统治者不安时，当局便会动用国家机器予以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