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哥本哈根大学中国学教授柏思德

本报记者 范勇鹏 王婧怡

柏思德（Kjeld Erik Brodsgaard），知名 中国学专家，1989年获哥本哈根大学现代中国钻研 博士学位，现任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钻研 中心主任、《哥本哈根亚洲钻研 》杂志开创 编辑 。首要著作有：《重塑20世纪中国：国家 管理、人民社会和民族认同》（1998）、《回归政党：中国如何治理》（2004）、《革新 中的中国共产党》（2006,与郑永年合著）、《海南：一个中国省份的现状、社会和商业》（2009）。首要钻研 领域 为中国与全球经济，中国的政体、政党和公共管理，公务员制度和行政革新 ，中国企业结构 及其内外影响，中国政治和经济革新 历程中的政策选择和趋势等。此外，他先后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过200余篇学术论文，并经常受邀发表关于中国和东亚事务的评论。

近日，萦绕海外中国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等话题，本报记者范勇鹏、王婧怡（以下简称“记者”）采访了柏思德教授。

社会需求推动 欧洲中国学的转型

记者：首先，作为一位长期从事中国钻研 的资深学者，盼望 您能够介绍一下目前中国钻研 在欧洲的发展状态 。
柏思德：欧洲的中国钻研 总体上处在不断地发展中。过去很长一段光阴 里，欧洲的中国学首要集中于传统历史和古典钻研 。20世纪70年代，当我在丹麦学习中国学时，创造很难找到钻研 当代中国的专家。我记得自己当时正着手于一篇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论文，但却找不到相干 的学者去咨询。这反响了当时在欧洲的中国学领域 中，有关古典中国的钻研 盘踞 了主导地位 ，很少有人关注现代或当代中国。例如汉学专家易家乐（Soren Egerod）教授钻研 的便是中国古代汉语。这种现象在哥本哈根、莱顿、巴黎、牛津的中国学钻研 机构中都十分广泛 。但随后，当代中国的钻研 渐渐发展起来，各个钻研 机构的钻研 领域 也逐渐产生 了变更 。在丹麦，首先转向当代中国钻研 的是奥尔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我在20世纪90年代曾参与其中。该当说，变更 的起步是对比 晚的。而现在，地位 产生 了对调：对古典中国钻研 越来越少，对当代中国钻研 的气力 则越来越强。但是，我并不观赏 这种局面 。因为对这一学科本身而言，当代钻研 和古典钻研 同样首要 ；要想真正领会 中国，需要 全面学习它的文化、历史甚至语言。但现在的情况 是现代或当代中国钻研 已经代替 古典中国钻研 ，在欧洲盘踞 了主导地位 。这种情况 不仅在丹麦、德国、荷兰，甚至在牛津，专注于当代中国钻研 的科系已经建立 ，而从事古典中国钻研 的教员却越来越鲜见。
另一方面，欧洲中国学浮现 出了学科上的扩张。以往的中国学多被归于区域钻研 （area studies）的范畴。但现在很多从事政治科学钻研 或经济学钻研 的学者纷繁 转向中国问题，甚至在欧洲的商学院中，中国钻研 也渐渐成为了热门 。有意思的是，学生们似乎也越来越盼望 能够领会 中国，他们从经济、政治、社会、管理等方面去认识中国，然后将它们综合起来，形成对中国的整体领会 。也就是说，欧洲的中国学从一个区域性的钻研 分化成为各个不同学 科内的钻研 。
记者：那么，您觉得 上述变更 背后的推动 力是什么？
柏思德：我觉得 这反响了欧洲社会的需求。对中国的钻研 倘若无力解释 当代现实，对社会而言便很糟糕。欧洲社会需要 有关中国的知识，特别 是那些合格 的、高程度 的知识。因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欧洲社会特别 是政治家们盼望 能够领会 中国的现状，即中国正在产生 的事情，而不需要 单纯钻研 古典中国的学问，甚至不需要 那些通晓文言文、却不了解 当代汉语的汉学家。这种需求推动 了欧洲当代中国的钻研 。欧洲年轻 一代起头对中国感兴趣 ，而这些人往往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他们之中有记者、作家……比如法国学者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便是70年代影响最大的中国学钻研 者之一，他曾试图对那一时代 中国社会的变更 给出概念化的解释 。但是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专家，而仅仅在中国逗留过两个星期。由此也从一个侧面反响了由于当时真正的中国专家疏于关注当代中国，而那些并非中国学的专家则不得不披挂上阵。我觉得 这种情况 该当有所转变 。
记者：有一些学者指出，在冷战时代 ，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亟须对现代中国的领会 ，因而推动 了美国中国钻研 的发展。欧洲中国学由古典钻研 转向现代钻研 是否也受到冷战因素的影响？
柏思德：这首要体现潦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