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户人家每家都有这样的“居民户口簿”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田雪亭
水桶、明矾是家家必备的
上岸后，渔民们成了种田能手
“渔业社”三个字代表组织

　　在连云港灌云县一处离黄海只有2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特别的村落，这里生活着72户人家，400余口人。他们是渔民世家，从小闻惯了从海面上飘来的呛人的海腥味，但是他们却面朝土质糟糕的盐碱地背朝天，以种田为生。虽然整日和土地纠缠，但他们又算不上正宗的农民：他们不仅享受不到国家的农业补助，还每年上缴土地承包费。

　　事实上，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城里人，自从1968年他们响应国家号令从渔船里走到岸上来后，他们的身份就像户口簿上写的那样：非农业。

　　他们是城里人，但他们却住在远离城市的农村，住着低矮的农房，拿着“农保”，更要命的是他们喝不上清洁的自来水，主要靠雨水和已被污染的河水过日子。

　　这群特别的城里人不是生活在“不知有汉”的桃花源，他们与社会并不隔断，他们中年青的一代人，有的已经走出去，走进真正的城市，但是大多数人不得不守着农田等着雨水喝。

　　近日，快报记者走进灌云，走到在某些意义上客居乡间的“72家房客”中间，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倾听他们的“不满”和诉求。

　　□快报记者 田雪亭 连云港灌云 报道

　　“再大些，再大些”

　　全村人指望着雨水度日

　　8月25日，一场大雨把位于善后河边上的一个村子洗刷一新。

　　60岁的田兆林坐在房屋前面的遮雨棚下，一边抽着几块钱一包的香烟，一边眼瞅着大雨的肆虐。看得久了，他古铜色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意。

　　在离他不远的台阶上，一溜摆放着十几个形状各异、花花绿绿的水桶、盆，它们正张开大嘴，贪婪地吞噬着雨水。“再大些，再大些。”田兆林嘴里不断念叨着。但是天公并不作美，半个多小时后，大雨随着飘走的云彩，消逝了。

　　“水质倒不错。”田兆林丢掉快烧到手指的烟屁股，几步跨到水盆前。清澈的雨水差不多装了水盆的四分之三，少量的沉淀物正慢慢坠入盆底。田兆林转身从屋檐下抓过来一个褐色玻璃罐子，拧开，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中指抵在一起，掏出一小把白色粉状物，洒在了水盆中，然后轻轻地搅和。

　　“这些水足够我们一家吃半个多月了。”田兆林说。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他8岁的小孙女在客厅里正端着一个大杯子喝水，咕咚咕咚喝了一多半，小家伙随手就将剩下的小半杯水泼到了地上。这个举动，让田兆林的神色大变，“这么多水，全都泼了？还懂不懂规矩？”心疼水的他一把夺过孙女手上的水杯，在杯底，还残余着厚厚一层黄色的泥沙。

　　孙女喝的水，是村庄前面的善后河中的水，因为污染比较厉害，水里的沉淀物很多，每次打来的水，都要沉淀几天。就算这样，烧出来喝的水里，还是能看到厚厚一层的泥垢和杂质。

　　“河水都污染了”

　　三面环水却喝不上水

　　田兆林所在的村庄，名为“灌云县渔业社向洋大队”，共有72户人家，400多口人。村庄北面是善后河，南面是车轴河，往东20公里，是通往黄海的埒子口。这是个三面环水的村庄，但它极为缺水。能够敞开喉咙痛饮白开水，一直都是村里人的奢望。

　　“你看看这边，到现在还是这样，种庄稼不出苗，种树树就死。”77岁的徐广太戴着一顶草帽，手指向善后河河埂，河埂上模糊能看到点点滴滴的白色物质。

　　徐广太说，这些白色物质是盐碱地的典范标记，因为靠海近，这里的土地，大多都是盐碱地。经过40多年的改造，盐碱地已慢慢消逝，但河埂土质的变更慢一些。

　　盐碱地，靠海近，决定了这个村庄无法打井，没法喝上清澈的地下水。想要喝水，只能求助于村里的小河，还有上天恩赐的雨水。

　　善后河和车轴河，一度是村里的母亲河，这两条直接通往埒子口入海口的淡水河，曾经鱼虾丰富。“洗菜淘米，打上来的水能直接喝，很甜。但这些好处如今全被污染给葬送了。”徐广太说村里为了发展，在河岸上建了三家紫菜加工厂，清洗紫菜的废水，大批排入善后河。在河的上游，据说还有化工厂。而周边的居民也随便排污，如今的善后河已经变得浑浊不堪。

　　河水变脏，村民们只能祈求老天爷，多下点雨，靠降下来的雨水度日。但雨水不会说来就来，而因为污染的缘故，有时候雨水也不能喝，因为那是酸雨。

　　“下雨时，要拿出家里所有能盛水的器具来接。不下雨，只能去善后河里打水，打来的水得沉淀几天，然后烧开饮用。”田兆林说，为了确保水质相对安全，家家户户都筹备了明矾，也就是装在褐色瓶子中的白色物质，“像撒盐一样，撒进雨水桶里消毒。”

　　曾经的“水上漂”

　　上岸成了“城里人”

　　田兆林是见过世面的人。1969年，他去青海当兵，七年后转业回到江苏，在淮安一家国营船运公司当了一名队长，手下管理着12艘运输船。“我们家本来就是渔民，曾经都是‘水上漂’。”田兆林说如果没有1968年的那次号令，他们可能至今还继续生活在船上。

　　田兆林是渔民世家，他的父亲、爷爷都是靠打鱼为生的渔民，吃住都在船上，没自己的房子。1968年，政府组建渔业社，要求渔民上岸，他们这才第一次踏上了地面，住进政府为他们配建的房屋。

　　那一年，田兆林17岁。他是家里的长子，跟他一起上岸的，除了父母亲，还有六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一家分到了三间房子。跟他们一家人一起上岸的，还有另外37户渔民世家。这一共38户人家形成了向洋大队的雏形。

　　“各家将船都集中起来，交给渔业社统一管理。我们每天负责出海打鱼，打来的鱼全体上缴给渔业社，渔业社帮我们记工分，发‘工资’。”当年的村干部、会计张同香负责核算工分，每人每天十几分，能拿到四五毛钱。

　　尽管渔船状态不理想，都是些小筏子木船，但那个年代打鱼并不难，出海不用多远，收获就很可观。虾婆婆、沙光鱼是最常见的鱼种，如果能打到“鞋底鱼”，那运气算是不错了，“这种鱼很稀罕，现在要八九十元钱一斤，那个时候也很值钱。”

　　打鱼惯了

　　种地是件难事

　　既然上了岸，就不能像渔民那样只一心打鱼了。很快，上了岸的渔民们陆续分到了土地。田兆林一家四口，当时就被分到了6亩地。

　　“打鱼是内行内行，但让我们种地，这可是个难题。”张同香记得，那时渔业社采购了一批小麦种

　　子，发到渔民手上，并手把手地教他们播种办法。可是第二年小麦亩产仅30多斤，收成还不到种下去的麦种的一半。

　　直到两年后，也就是1970年，一户特别人家的落户才转变了村里人不会种田的历史。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叫朱长超。今年已70岁的他，前几年得了喉癌，做了喉部切除手术后病情得到了掌握。

　　“是组织上部署的。”朱长超拿着一根筷子，蘸了水，在桌面上写下了几个字，喉部发出“呼呼”的声音。朱长超的儿子朱建军说，他们本来住在邻近的一个村庄，世代都是农民，父亲还是种田能手。1970年前后，他们家接到政府部门的指示，要求他们迁到向洋大队，教授渔民种田的技术。

　　“这是个好机遇啊。”朱长超一口答应下来。除了当年无条件服从组织部署外，这一“迁移”，也成了朱长超一家人转变命运的时刻。向洋大队的渔民上了岸都是“城镇户口”。他们一家的迁入，意味着他们也将变成“城里人”。

　　事实的确如此。朱长超一家12口人迁入后，身份很快发生变更，成了住在农村的“城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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