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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湖北省纪委监察厅公开通报了该省15起强农惠农政策落实不到位的典范案件查处情形。其中有农民负担监督卡发放不到户的，有违规向农民收取“捐款”的，有虚报面积骗取粮食补助的，有退耕还林补助不到位的……涉及强农惠农政策的方方面面。这些案件的义务人，都受到了严正追究。

　　当前，中央强农惠农政策力度越来越大，笼罩范围越来越广，如何避免政策在基层走样，规范干部行为，有待摸索。

　　利用职权截留、抵扣、挪用强农惠农资金、侵占农民土地承包权、以人口普查为名违规收费……湖北严正查处15起农村基层违背强农惠农政策案件，要求全省基层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教训，引认为戒，确保党的强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怎样防止基层干部“动歪脑筋”？

　　15起案件，涉及村组、乡镇干部以及乡镇站所、县市“农口”职能部门干部。

　　“我们不能因为少数案件，就全盘否认所有基层干部。据我们调查，总的说来，粮食直补等惠农补助的落实情形还是很好的。在政策设计时，我们还是有意‘绕开’乡村干部这个环节。特殊是粮食补助，通过直接发放到农户存折的‘直通’方法，避免资金被截留和挪用。但在实践中，乡村干部这一环其实不可能‘绕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邓大才教授说。

　　在襄阳市老河口市付家寨村，涌现了林业干部将某农户没有进行退耕还林的1亩地作为验收合格上报，却把验收合格的2亩地作为验收不合格上报等“张冠李戴”的问题。在汉川市湾潭乡湾潭村，则涌现了村里将本应发包给农户耕种的100多亩灵活田归并在村干部名下，截留粮食补助资金54781元，置于账外用于其他开支的情形。

　　“如果说前一个案例还是少数干部义务心不强，工作不过细造成的，后一个案例则反应出，乡村干部在‘保运转’方面压力较大，‘铤而走险’似乎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邓大才说。他以为，当前基层干部有截留、挪用惠农款的冲动，归根到底还是由于乡村一级责权利不匹配，事多钱少，为了“做点事”，往往要“动歪脑筋”。他建议，国家及各级财政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增长农村村民自治组织工作经费，为基层减压；同时减轻乡村的社会管理压力，或者对村集体承担的一些额外工作供给必定的报酬。

　　怎样避免基层干部“自己说了算”？

　　有一起案件格外引人关注。黄冈市浠水县散花镇郭畈村完成土地二轮延包，人口减少的农户不愿意退出多承包的土地，人口增长的农户没有新增土地承包，造成实际人口与承包土地面积不对等。2009年至2010年，郭畈村持续两年在全村土地总面积、总补助金额不变的情形下，依照各村民小组人头数，虚伪填报粮食补助入户明细表，按人头发放粮食补助资金，两年违规发放粮食补助资金共计16206元。

　　“不按实际种粮面积而按人头发放粮食补助，这个问题引人沉思：国家的粮食补助，究竟是对农民的生产性补助，还是收入性补助？”邓大才以为，国家对种粮农民进行粮食补助，初衷是勉励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但在实际操作中形成了只要农民承包有土地，无论种不种粮，都能均等地享受到国家发给的粮食直补资金的情形。“也就是说，有的农民也许没种地，把土地流转给别人耕种了，或者种了其他经济作物，照样能领到补助。这就意味着，粮食补助实际上已经演化成对农民的一种收入性补助。”

　　搞不清晰粮食补助是收入性补助还是生产性补助，一些村干部在发放方法上自己说了算，违背规定操作。

　　“所以，现在应当认真斟酌，粮食补助政策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然后有针对性、差别化地设定操作方法。”邓大才强调，这样既能使政策更大程度施展作用，又能让基层干部具体操作起来更为规范。

　　怎样让“下有对策”者无所遁形？

　　在通报的15起案件中，有5起涉及农民负担监督卡发放不到户的问题，相对照较集中。而农民负担监督卡发放不到户的村，有的同时存在违规向农民收费或村干部白条收款等问题。

　　对此，邓大才说：“实际上，目前农民负担已经大大减轻，乱收费问题已经非常少了。我反倒认为，在国家对农民的补助非常到位的前提下，是否应当设计必定的政策，勉励农民通过民主决策自觉承担必定的公民责任？”

　　典范的案例是，天门市蒋场镇官祭口村，一方面未将部分农民负担监督卡发放到户，另一方面于2010年按人均25元、亩均25元的尺度违规向群众收取修路捐资款。“修桥修路、兴修农田小水利等等，不可能事事都等着政府拿钱。如果农民能投资或投工投劳，未尝不是好事。”邓大才举例说，广东一些县乡就采用了“以奖代补”的政策，对于农村公益性的建设项目，农民投100个工，政府就奖50个工的资金，既能调动农民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又能促进农村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

　　但是，如何把握合理责任和“乱收费”的界线？农民负担会不会一放开就反弹？邓大才以为，症结是落实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充足保障农民参与决策的权利。总的说来，为了让中央好的惠农强农政策落到基层不走样，症结是要在政策设计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缩小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在政策实行进程中，树立更加敏锐的反馈机制和更加全面有效的监督机制，让所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者无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