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有“小脑萎缩”全身疼痛的秦进民清晨3点仍无法入睡，他苦楚的呻吟声再次吵醒了妻女。争吵之后，焦躁的妻子刘祖枝将敌敌畏递给了丈夫，秦进民饮后身亡，刘祖枝因此成了杀人嫌疑犯。经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6月9日，该市第二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刘祖枝涉嫌故意杀人罪；辩解律师则以为，秦进民是服毒自杀；秦进民的家眷均称“刘祖枝贤惠、仁慈，承担家庭重任多年，愿望法院轻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丹红以为，此类“仁慈的罪犯”可以在量刑上得到轻判，但是罪名必需依法肯定。

　　妻子独撑家庭20年，面临“内忧外患”

　　刘祖枝是河南省罗山县人，1981年与邻村青年秦进民结婚，但幸福似乎并没有眷顾他们太久。婚后半年，秦进民被诊断为小脑萎缩，不能生育，二人抱养了一个女儿。 

　　“那是他们家族的遗传病，姊妹5个中3个得了这种病。”刘祖枝说，患病后秦进民四肢发抖，全身乏力、疼痛，不能干重体力活，丧失了劳动才能，家中一切都由其打理。亲属们都夸奖刘祖枝能干、人品好，贤惠孝顺。 

　　斟酌到在家务农赚不到钱，刘祖枝带着丈夫和孩子来到北京，摆早点摊赚钱过活。但2003年以后，秦进民的病越来越重，甚至不能走路，只能卧床休息，刘祖枝不得不停滞了早点摊生意，在家专职照料丈夫。 

　　因疼痛难忍，秦进民每夜无法入眠，呻吟不停。苦楚不堪的秦进民曾多次产生轻生念头。“他说被病痛折磨得受不了，不想活了，还让刘祖枝去买毒药给他，但我弟媳没有理他。”秦进民的姐姐说。 

　　生活的压力就像骆驼背上的稻草，一点一点地累加。2010年10月10日，刘祖枝向房东缴纳下一季度的房租，没想到房东拒收。房东说：“你家老头子晚上叫嚷声太大，扰得邻居实在睡不着呀。你们也谅解一下我们，还是另外找地方住吧。”刘祖枝听后很朝气，但也无可奈何。 

　　之后，刘祖枝开端四处找房子，但那条街上的人都知道她家的情形，都不愿意将房子出租给她。

　　家人清晨吵架，妻子递给丈夫敌敌畏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下了。2010年11月8日清晨3点，秦进民再度因疼痛无法入睡，低声呻吟。女儿被父亲的呻吟声吵醒，责备了父亲几句。 

　　秦进民说：“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掌握不了。想死也死不了，活受罪。”被吵醒的刘祖枝劝女儿说：“你睡吧，别管他。”听到这句话，秦进民情感很激动，与妻子争执起来。刘祖枝也很朝气，想起柜子下边还有用来灭苍蝇的敌敌畏，一时糊涂，拿出来倒在一个蓝花玻璃杯中，放在秦进民床边的小桌上。 

　　刘祖枝说：“你不是想死吗？这里边有毒药，有本领你就喝下去。” 

　　“谢谢你。”秦进民回了妻子一句，拿起杯子便喝。刘祖枝见状赶紧上前掠夺丈夫手中的杯子，不料丈夫早已喝下去一口。 

　　刘祖枝赶紧拿起不锈钢水杯喂丈夫喝了两大口水，愿望能让他吐出来，但适得其反。秦进民开端咳嗽，喝下去的水也不断地从口中溢出来，并吐白沫，最后昏迷过去。缺少常识的刘祖枝并不知道，敌敌畏遇水会加速生效。 

　　女儿建议刘祖枝赶紧打“120”急救电话，刘祖枝哭着说：“你爸不行了，不用打了。赶紧打电话给你姑他们，告知他们你爸喝药自杀，不行了。”女儿无奈地打“110”报案。 

　　就在女儿打电话报案时，刘祖枝将敌敌畏瓶子和蓝花玻璃杯扔进了垃圾堆。第二天，刘祖枝便被警方羁押。

　　妻子涉嫌故意杀人，夫妻双方亲属齐求情

　　法庭上，公诉人指控刘祖枝涉嫌故意毒杀丈夫，理由是她明知丈夫秦进民有自杀想法，仍向其供给毒药，且秦进民服毒后，不仅没有救助，反而在女儿提出打“120”急救电话时说丈夫已经“不行了”，这些都充分辩明她主观上有杀人的故意。 

　　刘祖枝对此并不认可，她说：“我当时只是想恫吓他，并不是想让他死。我真不是故意的。”刘祖枝的辩解律师也以为，本案应该定性为自杀而非他杀，理由是：首先刘祖枝并没有杀人的故意，是丈夫自己服毒身亡的；其次，刘祖枝只是为秦进民自杀供给了帮助条件，只应承担过失义务，因敌敌畏原是用来灭苍蝇的，并非筹备用来毒杀丈夫的。 

　　“我们并不想追究她的义务，不管是刑事义务还是民事义务。”被害人秦进民的一名家眷说，“愿望她能得到轻判”。 

　　“弟媳自嫁入秦家，贤惠、孝顺、勤劳、能干，照料完病重的母亲，又照料患病的弟弟，抚育女儿直到成年。她承担家庭重任多年，日子过得很艰苦，精力压力也很大，期望法庭能宽恕她，从轻处分我的弟媳。”秦进民的姐姐恳请法院宽恕刘祖枝的罪恶。秦进民其他兄弟姐妹也都出具证言，表明秦进民之死与刘祖枝无关。 

　　刘祖枝户籍所在地的44名亲属也联名签订了担保书，证明她一人承担家庭重负，人品良好，贤惠孝顺，愿望法庭对其从轻处分。

　　专家：“仁慈罪犯”可宽量刑严定罪

　　“仁慈的罪犯”已不是新颖热词，2009年便有郎计红为给身患尿毒症的妻子筹钱抢劫一案，前段时间又发生了“慈母溺死脑瘫双胞胎儿子”一案，而此案亦在此列，情与法的冲突在这类案件中不无彰显。 

　　“当情与法发生冲突时，事实和罪名的认定都应尊敬证据和程序，依法确认，不能受到人情的影响，但在量刑上，可以从解决纠纷和化解矛盾角度作出更符合人性的判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丹红说。 

　　“我们不能因为同情仁慈的罪犯，就判定他无罪，因为他毕竟实行了抢劫、杀人等犯法行为，我们不能背离原则。”吴丹红说，“但是在量刑方面可以从轻考量，被害人家眷的原谅、罪犯良好的认罪态度等都可以成为从轻处分的情节。” 

　　也有人曾质疑，如果对此类罪犯施以轻刑，那么一些与罪犯家庭背景相似的人会以此为“挡箭牌”，实行犯法行为，回避应承担的法律制裁。 

　　对此，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主任张青松以为，不消除这种犯法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但是他同时也表现：“这类犯法的实行者通常都会以自己是‘仁慈的罪犯’在法庭上进行辩护，以求回避重刑的制裁，其目标是否能够得逞，取决于检察机关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 

　　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李克杰则以为，如果我国的重症残障人士保障制度能够完美，也许能在必定程度上避免此类家庭悲剧的发生。“政府应当结合慈善基金树立一些赡养或者托养机构，给予必定的护理补贴等，这对于有重病或者残障人士的家庭，将会在必定程度上缓解家眷的精力和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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