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志刚

　　■ 对话人物

　　白志刚

　　北京市社科院外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市社科院“北京与世界城市发展阶段性特点比较”课题组组长。

　　跻身世界城市，北京还有30年的差距。近期，北京市社科院将出版“2010年—2011年北京社会发展”、“北京城乡发展”两部蓝皮书，书中详细剖析北京与伦敦、纽约、东京等世界城市的差距，首次用量化指标剖析了北京与世界城市的差距。

　　30年的差距是如何算出来的，差距体现在哪些方面？北京市社科院“北京与世界城市发展阶段性特点比较”课题组主笔世界城市相干阐述。课题组组长白志刚就分配公正、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公民社会等北京世界城市的未来之路，接收了本报记者专访。

　　新京报：北京和纽约等城市30年的差距通过哪几个方面测算得出的？

　　白志刚：对照北京和纽约等世界城市的四方面数据：经济、社会、文化、设施和环境，北京的总得分是34.02分，而世界城市的平均得分是66.96分，按这个分数差距来估量，北京与世界城市的差距在30年左右，比人们广泛预想的要少一些。

　　结果表明，建设世界城市，北京现在的最大差距还是在经济方面，经济方面差距较大，社会方面差距显著。至于文化方面，比如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公共图书馆等，差距不大；设施和环境，就是城市方面，差距最小。

　　经济发展和总量差距最大

　　新京报：也就是说，“经济”和“社会”是北京成为世界城市的两大“短板”，具体体现在哪里？

　　白志刚：“经济”主要考察了7项指标：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排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占全市比重、证券市场交易量、文化创意产业就业人口、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数量、国际游客人数。北京得了13.21分，而伦敦、纽约、东京的平均得分是23.5分，是相差最多的一部分。

　　实际上，北京与世界城市在经济方面的差距，可能比上面的得分差距还要更大些。2010世界城市GDP排名，北京排在第25位，1476亿美元。而排在第五位的巴黎，是6581亿美元。

　　新京报：那么，北京在社会方面，“短板”表示在哪些地方？

　　白志刚：北京和伦敦、东京、纽约，我们比较剖析了7项社会指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家庭年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人均住宅面积、最低生活保障尺度、基尼系数、万辆灵活车死亡人数、常住外籍居民比例。

　　由于经济方面差距大，直接影响了北京在社会方面的表示。比较剖析显示，伦敦等世界城市的平均得分是17.11分，北京得7.52分，差距显著。比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北京是0.35万美元，伦敦等3个世界城市平均3.04万美元，相差近9倍；人均住房面积，北京是28.81平方米，3个世界城市是57.33平方米，北京几乎少了一半。

　　最低生活保障尺度应大幅进步

　　新京报：收入分配差距和贫富差距，跟伦敦、纽约、东京这些世界城市相比，北京到底有多大？

　　白志刚：“最低生活保障尺度”是权衡贫富差距的一项重要指标。北京的最低生活保障尺度是每个家庭每月139.52美元，只占到平均“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8.4%。可3个世界城市，这个比例是33.65%，北京低了15个百分点。所以，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北京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尺度，应当有大幅度的进步。

　　“基尼系数”是断定收入分配公正程度的指标。北京的“基尼系数”是0.22，3个世界城市的平均“基尼系数”为0.33。看上去，这个指标，北京比3个世界城市都低，但客观地说，北京的收入分配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对此政府应当有苏醒的认识，并采用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进行调节，这样才可以维护社会公正，和谐稳固。

　　新京报：分配公正和贫富差距，其他世界城市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白志刚：当前，北京社会阶层利益关系调和的重点，是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意公正问题。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具有某种程度的收入分配“逆向滑动”，由于看重不够或者措施不得力，反而使贫富差距拉大。

　　例如“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尺度”进步的速度，低于“家庭可支配收入”进步的速度，差距自然就拉大了。应当参照国际上最低生活保障尺度与家庭平均收入的比例，不断进步保障尺度。政府在相干政策的设计部署上，应当采用切实措施，向社会底层倾斜，化解阶层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减少微观层面的利益摩擦。

　　大城市病是起飞阶段的通病

　　新京报：现在，北京正面临一些难题，比如人口膨胀、失控，交通严重拥堵等大城市病。很多人以为，北京不宜居，幸福指数低。这是世界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通病”，还是北京才有的现象？

　　白志刚：外来移民大批涌入，人口大批增长，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住房紧张，这些是世界城市起步阶段的社会特点；人口数量虽然很大，但是增速降低，市区人口向郊区流动，城乡开端融会，工作、生活涌现通勤模式，这些是世界城市起飞阶段的特点。可见，北京已经经历了起步阶段，现在处于起飞阶段。

　　建成世界城市，纽约用了100年，伦敦用了127年，东京用了117年。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走到现在，北京才用了30多年。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等难题，其他世界城市也经历过，只是不像北京，集中爆发。随着北京从世界城市的起飞阶段，进入保持阶段，这些难题会解决。我刚才说过，这个进程，大约还要40年，也就是到2050年，北京完整可能建成世界城市。

　　北京金融旅游差距尚显著

　　新京报：接下去的这40年，北京应当特殊注意哪些问题？

　　白志刚：一个城市经济发展到必定程度，不再以产业经济作为主导，金融业应成为核心，这是世界城市的一个主要经济特点。建设区域性乃至国际性金融中心，是北京走向世界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现在北京有了全国最大的产权交易所，可是与3个世界城市相比，交易量还是很小。

　　此外，3个世界城市，旅游都是主导产业，增加敏捷。例如纽约，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形下，去年上半年，旅游纳税还是增长了1/4。而北京，从2008年到2010年，旅游外汇收入基本停止不前，还没有超过2007年的水平。

　　还有，建设世界城市，北京还要花大力量进步空气干净程度，彻底整治河流污染问题。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的统计数字，2008年北京的总悬浮颗粒物为89，而纽约、伦敦和东京分离为21、21和40，北京比这些世界城市在空气质量方面还相差不少。与世界城市相比，目前北京的河流本来就不多，可都已被污染，经过多次整治，但大部分还没有还清，水的质量较差，不能用于农田和绿化灌溉用水，也不能用于景观欣赏。

　　新京报：结合北京目前的状态，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还有哪些建议？

　　白志刚：北京应当以建设世界城市所具有的包容性，形成城市治理的新模式。培养宽松的公民社会环境、社会组织，加大公民社会建设力度。

　　纽约拥有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1.05万家，十年前，纽约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就超过了480亿美元，远远超过制造业的收入，占纽约GDP的11.5%。

　　目前，北京开端看重服务性政府建设，民间组织得到发展，但市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还不够强，而从另一面说，让市民参与的渠道也不够多，也不够顺畅。

　　北京应摸索公民社会的培养措施，城市治理的新模式。转变全能政府的定位，将一部分职能剥离出来给社会力气，支撑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服务。政府应通过举行听证会、座谈会以及其他有效措施，汲取来自民间的智慧，进步公民民主参与意识，勉励公民参与市政建设和管理。

　　□本报记者 王殊

（编辑：SN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