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东东莞一名患胆结石的女工住院28天去世，留下了一张45万元的“天价账单”。尽管这些费用主要发生在重症监护期间，但对于一个打工者来说，如此高额的医药费，显然超出了其经济承受能力。此事引发了社会对过度医疗[YiLiao]的热议。

　　近年来，类似的“天价药费”事件并不罕见，不仅在民营医院[YiYuan]屡屡发生，而且在公立医院[YiYuan]也频频上演，集中暴露出我国医疗[YiLiao]体制的弊端。

　　专家认为，公立医院[YiYuan]是我国医院[YiYuan]的主体，也是百姓看病就医的主要场所。由于实行自负盈亏的经济政策，很多公立医院[YiYuan]为了多创收，鼓励医生[YiSheng]多开药、滥检查，从而使医患之间形成严重的经济利益对立。因此，过度医疗[YiLiao]的根源在于公立医院[YiYuan]扭曲的补偿机制。

　　1. 由于挂号费和手术费低廉，而且多年不调整，医生[YiSheng]不能从劳动中获得有尊严的合法收入[ShouRu]，这就使得部分医生[YiSheng]铤而走险，收取药品回扣等不正当收入[ShouRu]

　　以药补医是我国公立医院[YiYuan]的一大弊端，被称为“万恶之源”。这一制度原本是为了弥补公立医院[YiYuan]的收入[ShouRu]不足，政府允许医院[YiYuan]在药品进价上加成15%—20%，但实际上却演变成了过度医疗[YiLiao]的“推手”。

　　我国公立医院[YiYuan]的补偿结构主要由四部分组成：药品收入[ShouRu]、检查收入[ShouRu]、劳务收入[ShouRu]和财政补助。目前，在各级医院[YiYuan]的总收入[ShouRu]中，财政补助只占10%左右，而药品和检查收入[ShouRu]占了绝大部分。在这样的体制下，医院[YiYuan]为了增加经济效益，就必须多开药、多检查。

　　北京协和医院[YiYuan]变态反应科主任尹佳说，目前，北京市医生[YiSheng]的挂号费都是执行1999年制定的标准，分别是5元、7元、9元、14元。而在北京协和医院[YiYuan]周围，一碗牛肉面是16元，一次证件快照是20元。由于挂号费和手术费低廉，而且多年不调整，医生[YiSheng]不能从劳动中获得有尊严的合法收入[ShouRu]，这就使得部分医生[YiSheng]铤而走险，收取药品回扣等不正当收入[ShouRu]。

　　尹佳告诉记者，一个大夫如果认认真真看初诊，一上午15个患者就很饱和了，加上复诊取药的也不应该超过30人。如果病人太多，看病质量肯定上不去。发达国家一般是根据病情复杂程度来制定收费标准，医生[YiSheng]按照劳动量来收取诊疗费。而我国不分病情轻重，无论初诊还是复诊，诊疗收费都一样，医生[YiSheng]看病越细收入[ShouRu]越低。

　　物的价值超过人的价值，是我国医疗[YiLiao]收费的一个突出问题。据北京市卫生局2010年公布的医院[YiYuan]成本核算数据显示，超过50%的医疗[YiLiao]项目存在不同程度的亏损。以朝阳医院[YiYuan]为例，针灸科、儿科等都是亏损较严重的科室，越是基本的、人力成本高的医疗[YiLiao]项目，定价越低，亏损越严重。如骨科脊柱侧弯矫形手术，因手术难度高、危险性大，稍有不慎便会导致患者瘫痪，所以每次至少需8名医护人员合力完成，这样一台耗时5个小时的手术收费是1700元。如果医生[YiSheng]不多用高值耗材，不多开药，手术越多越亏本。

　　此前，北京市曾对8家三级医院[YiYuan]进行调查，共核算医疗[YiLiao]项目18257项，其中盈利的为43%，亏损的为57%。从总体收益看，8家医院[YiYuan]都呈现较严重的亏损状态，盈利的医疗[YiLiao]项目收益不能弥补亏损的医疗[YiLiao]项目带来的损失。其中，护理费、治疗费、门诊挂号诊疗费、住院诊疗费全部亏损，手术费盈亏不一，有些手术盈利很高，但多数手术亏损。盈利的项目主要是化验费、检查费。在亏损项目中，有4919项是政策性亏损，即医院[YiYuan]无法通过加强管理提高效率而扭亏为盈，需要得到政府的补偿，这部分项目占到了总医疗[YiLiao]项目的27%。

　　为了扭转这一现象，北京市卫生部门今年制定了新型财政补偿政策。政府对公立医院[YiYuan]的补偿分成三部分：经常性补偿、鼓励性补偿和专项补偿。其中，经常性补偿包括对亏损且无保本点的项目进行补贴，对离退休人员全额保障；鼓励性补偿是对成本管理控制好的医院[YiYuan]进行奖励；专项补偿是对设备更新和重点学科予以支持。

　　2.公立医院[YiYuan]几乎都在给科室下达创收指标，按收支结余分配奖金。如果科室完不成创收任务，就会被扣罚奖金。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医生[YiSheng]必然会靠诱导消费增加收入[ShouRu]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所长代涛认为，很多公立医院[YiYuan]背离了公益性质，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原因就在于绩效考核机制导向错误。目前，公立医院[YiYuan]几乎都在给科室下达创收指标，按收支结余分配奖金。如果科室完不成创收任务，就会被扣罚奖金。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医生[YiSheng]必然靠诱导消费增加收入[ShouRu]。

　　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YiYuan]一位医生[YiSheng]说，院长考核科主任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经济效益。因此，很多科主任热衷于引进新技术[JiShu]，增加服务项目，以获取更大收益。例如，胸外科引进液氮冷冻机，用于术后病人的肋间神经冷冻，以达到暂时止痛目的，价格是每次2000多元，属于自费项目。其实，这项技术[JiShu]完全没有必要。对于外科医生[YiSheng]来说，只要改进一下缝合方法，如采用保留肋间神经关胸术，即可避免神经损伤和疼痛。这样的缝合方法虽然有利于病人，但无法给科室创收，因此很难普及推广。

　　如今，很多医院[YiYuan]都热衷于引进赚钱的项目，制造了很多“无效的需求”。例如，北京某医院[YiYuan]肿瘤科引进了一项“基因检测技术[JiShu]”，医生[YiSheng]极力推荐术后病人把病理组织交给一家公司进行检测，以便更准确地选择化疗药物。事实上，这项技术[JiShu]还很不成熟，疗效尚缺乏验证。但是，科室为了增加收入[ShouRu]，总是诱导患者自费检测，每次是8000多元。

　　北大人民医院[YiYuan]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说，心脏支架有两种，一种是两三千元的金属裸支架，一种是上万元的药物支架。这两种支架各有利弊，不同的病症应该选择不同的支架。但我国几乎全部使用药物支架。这主要是因为便宜的支架利润空间小，贵的支架利润空间大。卖贵的支架，从医院[YiYuan]到科室到个人，都能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各种利益链的存在，最终伤害的是患者利益和公众健康。

　　3.医院[YiYuan]盲目追求“世界一流”，医生[YiSheng]盲目追求高新技术[JiShu]，是过度医疗[YiLiao]产生的一大“温床”。“技术[JiShu]至上”主义的盛行，导致医学越来越昂贵

　　医院[YiYuan]盲目追求“世界一流”，医生[YiSheng]盲目追求高新技术[JiShu]，是过度医疗[YiLiao]产生的一大“温床”。近年来，随着CT、核磁共振、PET等高端检查仪器的普及，廉价的X光、黑白B超等设备在大医院[YiYuan]几乎绝迹。例如，一名怀疑骨折的患者，本来只需要花几十元拍张X光片，如今却不得不花几百元拍CT片。虽然成像效果更清晰了，但在临床诊断上并没有更大的实际价值。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CT冠状动脉成像本来只适用于胸痛病人的检查，但现在被普遍运用到高端体检中。心脏植入式自动除颤器本来适应症是针对已发生过心脏骤停的病人，但现在已广泛用于预防中，成为恶性心律失常的治疗手段。研究显示，该技术[JiShu]对九成心律失常者没有效果。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YiYuan]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20年前，胃癌诊断通过纤维胃镜、常规活检病理诊断等只需440元，而现在基础诊断需要2830元，如果使用核磁共振等诊断技术[JiShu]，所需的花费则上升至8000元—10000元。胃癌化疗从20年前的每人次平均100元，已提高到现在的15050元。然而，费用的上升并没有带来胃癌5年生存率的提高。研究显示，1975—1980年，三期至四期胃癌病人5年生存率是43.2%，1991年—2000年却是41.1%。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指出，医学技术[JiShu]的发展，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一些医生[YiSheng]认为，有了新技术[JiShu]你不用，就代表你技术[JiShu]不行。这种“技术[JiShu]至上”主义的盛行，导致医学越来越昂贵。

　　韩启德认为，技术[JiShu]的发展要以社会和个人经济承受能力为衡量指标。价格低、效果好的适宜医学技术[JiShu]，不应该在新的治疗手段出现后被抛弃，一味追求新的、昂贵的技术[JiShu]，而丢掉了最简单有效的手段，违背了医学价值。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说，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许多高成本的医疗[YiLiao]技术[JiShu]被引进我国，但其中不少是可以被更加便宜、更加经济的技术[JiShu]替代的。技术[JiShu]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路线，是当今发达国家面临医疗[YiLiao]成本压力的重要原因。对于我国来说，必须坚持适宜技术[JiShu]、适宜药品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