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毛主席诗词》出版，第一批发往各地的8万册销售一空后，决定在原来50万册的计划外增印30万册。国际友人爱德勒向毛泽东祝愿新作的发表，话题还涉及中苏两党的论战。毛举重若轻地表现：在这场论战中，我没有别的兵器，就是写了几首诗。

　　【“我没有别的兵器，就是写了几首诗”】

　　196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光亮日报》等国家级报纸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报，都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以大号字体刊登毛泽东的《诗词十首》，并配发作者的大幅近照。这一前所未有的版面部署，堪称新闻史上的奇迹。全国各新华书店自元旦开端发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第一批发往各地的8万册销售一空后，决定在原来50万册的计划外增印30万册。除了人民文学版，文物出版社同时还出了集古宋体字的版本，为了差别，取名《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这两种版本的《出版说明》一字不差：“本书收入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以前发表过的二十七首这次出版时经作者作了校正，另外十首是没有发表过的。”

　　两年前的5月23日，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的《词六首》，虽也是头版头条，但在笔者的印象里，远非今日之规模和声势。

　　《诗词十首》中有两首是与郭沫若的唱和，这自然是郭的莫大光荣。1963年12月下旬，郭沫若在读《毛主席诗词》清样本时，写下了“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的颂辞。随着《诗词十首》的发表，郭沫若从这年1月上旬起，撰文逐篇诠释并刊登在《人民日报》和《光亮日报》，影响非同一般。

　　郭沫若的诠释文字，在阐发“反修”主题方面，无疑有着其他注家难以具有的奇特作用。“要清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毛泽东发出了进攻号召，不仅是艺术的夸大。3月17日，毛泽东在审定《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时，加写大段文字，不再以“同志”称呼赫鲁晓夫。这年1月，毛泽东会见爱德勒等国际友人。其时爱德勒正协助叶君健将毛诗英译，他向毛祝愿新作的发表，话题还涉及中苏两党的论战。毛举重若轻地表现：在这场论战中，我没有别的兵器，就是写了几首诗。这当然是不无夸大的说法，但是诗词确切成了这位政治家诗人用以“反修”的奇特兵器。请读1962年12月26日诗人七十初度这一天写下的自寿诗：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豪杰驱虎豹，更无英雄怕熊罴。

　　梅花欢乐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主席诗词》的封面，设计了十几种，毛泽东最后选定的是其中以梅花为底衬的一幅。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开篇即为“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如果说梅花是毛的自画像，那么苍蝇就是毛心目中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在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之际，在领导“反修”日理万机的紧张时刻，亲自编辑自己的诗词选集，除了有以此为特别兵器，推动反修斗争的现实斟酌，从删除若干自以为诗味不足的作品入集的严谨看，显然兼具诗人的传世意愿。（胡乔木在1980年代主持编辑《毛泽东诗词选》时曾说过，毛泽东诗词较之文章，更有望传世。毛身后几十年的演化，印证了这个断定。）

　　此外，环绕着《毛主席诗词》出版的一系列的宣传，诸如《诗词十首》的超规格版面部署，大幅近照的刊登，新闻报道的及时配合，不妨称之为“组合拳”。这无疑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敬已成气候并日趋严重的表示。

　　2月13日，春节这一天，《光亮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毛泽东《采桑子·重阳》墨迹，并配发郭沫若的诠释文字《“寥廓江天万里霜”》，释“人生易老天难老”句：“如果要说到人的精力年纪，那是另外一回事。伟大的人是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死的。”释“战地黄花分外香”句：“事实上野菊花还是平凡的野菊花，不会有丝毫的变更的，值得它‘分外香’者是革命家的感到，主席的感到。这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的最好的表示，也可以说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奇妙的结合。”释文的结尾是：“主席的诗词是最好的榜样。让我们好好地学习吧，不仅要学习做诗，而且要学习做人。做人是做诗的基础。”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正当人们观赏《光亮日报》刊登的毛泽东诗词墨迹的同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关于教育革命的座谈会，后来人们往往称之为“春节座谈会”。参会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林枫等中共中央要员，还有郭沫若、黄炎培、章士钊等特邀人士。

　　毛泽东主持座谈会，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毛请邓小平谈学制问题。毛的插话就是收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节录稿的第一句：“（我看）学制可以缩短。”在邓小平谈罢学制问题之后，毛泽东说了一大段批驳现行考试办法、评分尺度的话：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同，要完整转变。我主意标题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庸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

　　毛甚至以为考试可以交头接耳，“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这当然是极而言之，颇有矫枉过正的意味，所以加了一句：“可以试试点。”尽管毛泽东倡导和实施的“教育革命”已被摈弃，但是看看目下的教育状态，毛当年所责难的“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似非捕风捉影。

　　也是出于自身的学习体验，毛泽东对于自学成材的出色人物特殊观赏。谈话中一连列举了中国的孔子、祖冲之、李时珍，外国的富兰克林、瓦特和高尔基，强调他们“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毋庸讳言，毛泽东确切有着强烈的反知主义偏向，但是强调启发，强调自学，充足确定实践，总不失为真知灼见。

　　与传抄稿相比较，毛泽东审定的节录稿所删节的最重要的一段话，是关于状元无学问与评论几位帝王的内容：

　　历代状元，都没有很精彩的。唐朝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位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和翰林。就是当了进士和翰林也是不成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个太学生，而刘邦则是个大草包。

　　笔者勘对了“文革”初期传抄的几种传达记载稿，互有出入，但大致意思不差。笔者猜度，之所以删去这段话，大约同多年来批评所谓“封资修”文艺、批评帝王将相不无关系罢。1967年出版发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这番对封建时期文学家确定，以及对封建帝王品评的话，似难与虚无主义弥漫的时期气氛相适应。毛泽东赏识朱元璋、刘邦，也许不无原因吧。

　　为着动员“大跃进”运动，毛泽东在1958年，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一直到5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一再号令“废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怕马克思，更不要怕教授。这一年动员的以“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标记的“教育革命”，一度轰轰烈烈，但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式微，这场“教育革命”亦偃旗息鼓。1961年，周扬访问“教授的教授”陈寅恪，遭到这位史学巨匠的嘲讽，其缘由便在于1958年“教育革命”中对教授的贬损和打击。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却阶级斗争”的呼吁，其中对知识分子的“阳过来，阴过去”特殊小心，文艺和教育因此成为格外关注的范畴。毛泽东召开春节座谈会，成为新一轮“教育革命”的发端。

　　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就北京某中学校长关于减轻学生负担的信件作出批示：

　　现在学生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解又不甚得法。考试办法以学生为敌人，举办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造就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活泼生动地自动地得到发展的。

　　8月29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节录谈话的两小段，一段是关于“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向人民群众学习”的阐述；另一段是关于“文科要把全部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阐述。与“文革”初期的传抄稿相比较，删节甚多，其中有一段值得注意：

　　大体上可以说搞工业的知识分子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接触实际。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纯科学的差一些，但是比文科还好一些。最脱离实际的就是文科。无论学历史的也好，学哲学的也好，学经济的也好，都太脱离实际了。他们最不理解世界上的事情。

　　这就不难懂得，毛泽东何以在1968年7月21日作出那个“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的批示。（该批示其实是间接地表达“不必办文科大学”这一固有的观念。）

　　9月27日，毛泽东对中央音乐学院某学生给他的信写出“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当解决的”的批语，指示中宣部部长、新近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副组长陆定一“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看法”。据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披露，这位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影响的学生，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由于长期地、大批地、无批评地学习西欧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资产阶级给了我院师生以极深入的影响。我们急切愿望能引起领导的极大看重，采用坚决的措施，从根本上禁止资产阶级思想的继续泛滥。还说：“我对学校工作的最大看法是学校没有能够坚决贯彻阶级路线，院内师生的阶级成分十分庞杂，工农子弟少得可怜。”“学校的办学方针也须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究竟造就什么人？在我们的教材中、舞台上，应不应当彻底赶走帝王将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换上我们的工农兵？”郭沫若的儿子郭民英作为该学院小提琴专业的学生，在此后不久该学院发起的“彻底消除师生中十分严重的崇洋思想”的批评声浪中，深受刺激而黯然退学。

　　顺理成章，“文革”动员之初，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致林彪的信中强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其实，在1964年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言论中，最能体现第二轮“教育革命”特点的，是7月5日与其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收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当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毛远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当年简称“哈军工”）的学生，毛泽东在谈话中特殊考问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的具体内容。这就不难懂得，为何毛泽东召开主题是“教育革命”的春节座谈会，却在开场白里提到“各个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搞政治部，增强政治工作”。

　　教育界成为动员“文革”的两大首选范畴（另一个是文艺界），势所必定。

　　【文艺界“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沿”】

　　自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却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毛泽东对文艺界小心的眼力就未曾偏离过，甚至可以说重提阶级斗争，其依据之一即是文艺。1963年下半年开端，毛泽东多次责难文艺界：“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12月12日，在读到一份反应柯庆施亲自抓曲艺的资料后，毛泽东作出了关于文艺的第一个批示，以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两个月后，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强烈表现了对文艺界的不满，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在机关。这样写不出什么东西。你不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

　　在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春节期间，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办1964年迎春晚会，其中一个由男性扮演的四小天鹅舞的节目，显著属插科打诨性质，却招致两位与会的军队文艺工作者（其中一位是曾有必定著名度而沉静多时的诗人顾某）的严重不满，以为俗气无聊，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意识的表示，于是上书中宣部告发。部长陆定一即以此为契机，严格批驳文艺界。随后，全国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等10个单位的全部干部，集中20多天进行整风，上纲上线，剑拔弩张，否认一切。正因此，深受群众爱好的第三届民众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虽经由几十万观众投票评选，各奖项业已揭晓，却不得不撤消原定于5月下旬举办的授奖仪式。5月上旬，中宣部根据全国文联等10个单位的整风情形，草拟了一份相干的报告，筹备在修改定稿后正式向中央提交。蹊跷的是，报告尚未定稿，中宣部亦未正式呈报，这份草稿却已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久已对文艺界严重不满的毛泽东，于6月27日作了石破天惊的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控制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多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应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沿。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措辞切峻的批示，是对文艺界致命的宣判。7月2日，周扬奉命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在当月下旬所作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周扬开列了被责难的样本田汉的《谢瑶环》和孟超的《李慧娘》，并上纲到“反社会主义”、“反动”的高度。

　　对大众而言，除了戏剧，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电影了。8月18日，毛泽东对中宣部给中央书记处关于公开放映并组织批评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作了如下批示：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资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须要批评。

　　第三届民众电影百花奖评选出的《甲午风云》、《南海潮》、《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日》等大众爱好的优秀影片已无从表扬，尚未公映的《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却被钦点示众了。江青自称是文艺界的“哨兵”，根据毛的指示，向陆定一、周扬等中宣部领导人开列出包含《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革命家庭》、《兵临城下》、《聂耳》等一大量有普遍影响的、为大众爱好的影片在内的批评名单。这份打入另册的名单，涉及茅盾（时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主席）、夏衍（文化部副部长）、阳翰笙（中国文联副主席）等文艺界领导人，涉及郑君里、谢铁骊、水华、赵丹、孙道临、于蓝等一大量电影艺术家。后因中央书记处的否认，未予实行。1966年春，江青在召开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期间，信口雌黄，居然一下子开列出一百多部所谓“毒草”影片的名单，弄到最后，竟只剩下《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等几部屈指可数的影片能逃过她的法眼。

　　不断向毛泽东报告文化界的“敌情”，这固然是江青作为“哨兵”的本分。但她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充任指导文艺革命的“旗手”，用她的话说就是“种试验田”。毛泽东一再批驳“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显然有“题材决定论”的意思，“好学生”柯庆施据此在1963年初提出“大写十三年”，并率先在他所掌管的省市举办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大会。毛泽东向来对话剧不感兴致，为了表现对文艺革命的支撑，也只是象征性地观看了由军区话剧团演出的《雷锋》和《霓虹灯下的哨兵》两部话剧。还是江青深知毛泽东的口味，她要从毛泽东爱好、也是最难突破的京剧着手“攻坚”。

　　1964年6月5日，也就是毛泽东要江青就文艺问题“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的当天，北京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报道出席开幕式的各界人士的长长名单里，江青的名字涌现在“有关的负责人”行列的最后一位。看似不显山露水，但因身份特别，江青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全部会演期间，毛泽东频频到场，先后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嫂》等剧目，其中不少后来成为江青册封的“样板戏”。毛所看剧目，有的显然出于江青的说动，例如《智取威虎山》。这个剧目当初并非后来成为“样板戏”时的面目，会演之初，《光亮日报》发表某剧评家的文章，在总体上确定这出戏的前提下，提出一些批驳看法。这招致了上海带队的张春桥的不满。此时江青已将上海视为自己的基地，与张春桥过从甚密，遂向《光亮日报》施压。当然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拉大旗，作虎皮。其实，《智取威虎山》即使后来成为“样板戏”，毛的评价也不高。

　　会演期间，周恩来于6月23日主持召开座谈会，江青作了一个1967年5月公开发表时题为《谈京剧革命》的发言。毛泽东在26日读到会演办公室送江青审定的讲话记载稿，写下“已阅，讲得好”的五字批语。这份记载稿二千字左右，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方向，二是艺术创作。与周恩来讲话时一再表现“不熟习”、“紧张”、“艺术上我还是外行”的谦逊相比较，江青似咄咄逼人。她一开讲就举出两个数字，一是全国有三千个剧团，绝大部分是戏曲剧团，“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一套”；二是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为谁服务？接着，江青说了这样一番似乎义正词严、大方激昂的话：“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示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就在夸奖江青“讲得好”的次日，毛泽东作出文艺界“跌到了修正主义边沿”的批示，并发出将会“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的政治警告。这样的疾言厉色恐怕与江青质问“艺术家的‘良心’何在”不会全然无关罢。

　　除了京剧现代戏，对于其他一些艺术形态，毛泽东都予以利用。10月6日，在周恩来的陪伴下，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出歌舞剧以民主革命时代广为流传的革命歌曲贯串全剧，因而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却又颇具个人崇敬色彩，后来拍成彩色影片，影响了整整一代人。10月8日，毛泽东又兴趣勃勃地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称道“方向是对的，革命是胜利的，艺术上也是好的”。11月下旬，在一份反应香港观众夸奖这出芭蕾舞剧的资料上，写下“人们要革命”的批语，可见其高兴之情。10月13日，毛泽东在8天之内第三次去剧场，观看歌剧《江姐》，并登台接见全部演出人员。这一系列的举动，向世人发出一个信号：京剧要革命，芭蕾舞要革命，归根到底，人们要革命。革命成了1960年代中国的主旋律。

　　当然，就毛泽东当行的艺术情势来说，无疑是旧体诗词。11月下旬，毛泽东对胡乔木呈送的《词十六首》作了精心修改。其中《水龙吟》组词七首系为赫鲁晓夫下台而作，毛泽东通过“膏肓病重，新汤旧药”的改写，显示出对“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高度小心，表达了要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