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讲解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并批阅试卷。其中一道阐述《儒林外史》叙事特点的标题，大多数学生举的例子是“范进中举”。这让陈平原很伤心，它意味着那些学生进北大后没有通读这部经典，只记得中学课本上从《儒林外史》中节选的《范进中举》。

　　学生们的答复是，作品太多，没时间读，只好读文学史。这独尊文学史的局势，让陈平原开端反思“‘文学’如何‘教育’”。如今，作为这种反思的结果，已经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陈平原推出新著《作为学科的文学史》。

　　近日，陈平原就执掌北大中文系3年来的得失、高校国际化及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等话题，接收本报专访。

　　我不能把个人趣味凌驾于院系前程之上

　　记者：新书中你谈到，作为大学教师，你必需为研究生开设各种新课，引领他们尽早进入比较有发展前程的学术范畴“左冲右突，四面开花，对训练学生或许不错，对自家著述则不无损害”。自 2008年9月接任系主任以来，你是如何平衡行政与治学的？

　　陈平原：当教授和当系主任是不太一样。这3年中，我花很多时间做行政工作，除了敷衍日常事务，也尽力为北大中文系描写一个奋斗愿景、制订若干相干制度，愿望上了轨道以后，无论谁做系主任，都有章可循，不用费太多时间。

　　淡化系主任的个人作用，让教授们明确自己的权利与责任，并实现自我督促，这比找一个强势的领导更重要。我即便当系主任，也不要有太大的权力。

　　我现在手头有10多篇接近完工的未定稿，都须要进一步查找材料，现在没有整块的时间，只能放在那里。这不是我的生活理想，也不是好的学术状况。等卸任后，我会再集中精神做我自己的研究。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了北大中文系主任，有些话不太便利说，让我很苦恼。作为一个教授，我对教育部的决策、对北京大学的现状，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批驳。现在，有些话只能绕着弯子或换另一种方法说。过多斟酌讲话的策略与效果，这不是我的风格。可当下中国，很多人把人情与学问混为一谈，我不能把个人趣味凌驾于院系前程之上。

　　中国大学问题很多，北大也一样，好多制度性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你可能知道问题在哪里，但你一旦想修改，哪怕只是搬动一张桌子，都会涉及各种人的现实利益。找到一条对大家都好、没有人受伤害的改革之路，几乎不可能。

　　大学受各种外在因素的制约，单看正式发布的文告、查阅各种历史档案，不见得就能完全把握。那些口头交代，那些电话沟通，那些没有记载在案的对话，或许更症结。可这些“无字天书”，非我辈所能读到或读懂。大家都在自己的位子上，认真思考，真挚表述，这样，起码可以达成“同情之了解”。

　　当几年系主任，虽然劳碌，也有好处，那就是对大学运作以及院系的问题，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等我退休以后，或许写一本“中文教育之过去、现在与未来”，将北大中文系作为一个个案来讨论。

　　记者：去年百年系庆，北大中文系设立“胡适人文讲座”、“鲁迅人文讲座”，前几年你还在教员中张罗“博雅清谈”，诸多革新举措中，哪些比较有进展，哪些还处于艰苦摸索？

　　陈平原：我的任务是：第一，凝集人心；第二，肯定学术尺度；第三，树立合情合理且便于执行的规章制度。

　　去年的百年系庆活动，当然是愿望借此树立中文系的传统，传扬某种精力。那天的会场不设主席台，所有的人都在下面坐，轮到你发言，你上去，讲完下来。系友王汉斌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在下面坐着。

　　比起欧美及日本的大学来，中国大学的院系广泛规模大，事情杂，院系领导可支配的资源也多，很容易演化成大权独揽。“专断专行”的好处是效力高，但制度不健全，单靠院系领导的克己奉公或个人魅力，是难以连续的，弄不好会出大问题。理想的状况是树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让教授们一进入这个团队，马上清楚自己的职责、责任与权利。包含如何捍卫自己的权益，最大限度地争夺到可以争夺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