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学历门”事件后较少在公众场所露面的唐骏现身南京林业大学，做了一场主题为“我的胜利可以复制”的讲座。讲座临到尾声时意外涌现，一位南京大学(招生办)的大四女生直接闯到讲台以“我认为唐骏先生的胜利不仅可以复制，还可以复印!”为开场白，然后当面质问唐骏三个问题：一是的美国绿卡的由来;二是拿了一摞西太平洋大学毕业证书复印件请唐骏签名;三是让唐骏发表对他旗下公司的“紫金矿业排污事件”的意见。这一唐突一幕令所有在场人愕然，有人直言这位南大的杜同学是方舟子式的豪杰，也有人批驳这样太莽撞不理解尊敬别人，甚至想趁机出名炒作。

　　网言网语：

　　网友：南大小杜“踢馆”有理!我们须要造就出更多像“小杜”这样具有独立思考才能的学生，国家未来的愿望寄托在她(他)们身上!

　　网友：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唐能不能演讲，在于他不应当在大学的讲台上演讲，因为那是不允许有道德污点的人存在的地方。

　　网友：敢于挑战威望就是一种勇气，值得尊重。何况现在的企业家太没有社会道德，胜利就是有钱么?这点值得思考。

　　媒体论道：

　　颇具戏剧性的提问，既让人大感意外，恐怕又在情理之中。说是意外，那是因为全部演讲都是组织部署好了的，因为现场人多，并不是每个想提问的学生都能够如愿拿到话筒，而有机遇站起来提问的学生，问题多无关痛痒，纵然提到前段时间发生在唐骏身上的众所周知的学历事件，但最终的指向仍然是对胜利学的意见。说在情理之中是因为，有学生对学历问题提出质疑，批评性的对待，也是大学生思想自由、独立思考的应有之义。

　　意外让唐骏为难，也让组织者为难。但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并不在此。首先一点，则是演讲组织中自由提问的为难，或者说是话语权的为难。当问题不自由，就可能倒逼出意外的“冲突”。当被提前部署好的问题无关痛痒，话筒传递并不自由，也就不奇异会有学生直接冲上讲台，去和演讲者对话。有句名言说，若批驳无自由，则赞扬无意义，用在这里恰好合适。

　　其次，值得反思的是，纵然曝出“学历门”事件，唐骏为什么还如此受欢迎?当然，这种欢迎是对唐骏才能而非学历的一种确定，但同时折射出的恐怕更多是当下社会中对于“胜利”，或说功利的逢迎，而放在高校中，表示出的则是经济对于教育的奥妙影响，这又是怎样的为难。是的，谁都想胜利，从某种程度上说，唐骏就曾是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名利双收。如今，“打工皇帝”的头衔并没有褪去多少颜色，“学历门”之后，其曝光率不跌反增。而在现实社会中，多少人其实都梦想着成名，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都想着赚到足够多的钱，无论是靠才能、学历抑或其他。因此，“胜利”的唐骏是受欢迎的，那光环里有财富也有著名度。但当这种受欢迎的程度，在高校中甚至超过了一些专家学者，其中折射出的除了教育的急躁，还有什么?(华商报)

　　自从唐骏的“野鸡文凭门”事件曝光以来，唐骏一直采用着躲避和拒不抱歉的态度。就在前不久唐骏在接收记者采访的时候，还就学历门事件公开表态，我的错在暧昧不透明。一个人靠一张假的学历证明而发迹，凭此“窃取”到了企业高管的位置，却对于自己的造假行为不屑一顾，大有“你用诱骗损害了公众，却一笑而过”的味道。

　　而且更令人不解的是，唐骏的“野鸡文凭门”事件曝光以后，唐骏不仅没有淡出公众的视野，反而受到一些“幼稚”大学的热忱追捧。唐骏一再在大学的讲坛里进行所谓的讲演，来兜售他的那套寡廉鲜耻的，所谓的“我的胜利可以复制”。我们每个人都须要胜利，每个人都愿望胜利。可是胜利须要遵守社会的规则，胜利须要保持最基本的社会道德诚信底线。如果“胜利”须要靠挑战社会的规则，如果“胜利”须要靠出卖自己的道德诚信，这样的“胜利”简直就是不择手腕。

　　“崇高是崇高者的墓铭志，卑劣是卑劣者的通行证。”崇高者和卑劣者是泾渭分明的两条河流，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岂能混为一谈。我们断定崇高者和卑劣者的尺度，岂能是以胜败论豪杰;岂能是以“胜利”论豪杰;岂能靠挑战社会规则“胜利”;岂能靠出卖个人的道德诚信“胜利”。如果“胜利”须要靠出卖自己的道德诚信，那么富人靠巧取豪夺发财，那么官员靠买官升迁，是不是都是一种情势上的“胜利”?每个人愿望胜利的崇高的目的，岂能靠有违公正的卑劣的诱骗手腕来实现。

　　当然了我们无需讳言唐骏的“野鸡文凭门”事件，一方面裸露出来了唐骏的个人道德诚信问题。唐骏的所谓的个人“胜利”经验被某些高校所推捧，更裸露出来某些高校为了寻求所谓的“胜利”，而不计手腕的崇高与卑劣的心态。唐骏的“野鸡文凭门”事件，从另一个方面也裸露出来某些单位，在用人上盲目地寻求所谓的高学历，而疏忽对于人才的个人综合才能的考察。这样的用人尺度和制度，在今后的用人进程中须要加以完美。然而在现有的用人尺度没有得到完美的情形下，遵守现有的用人尺度和制度，才是维护用人公平的必要条件。

　　唐骏在南京林业大学举行讲座，只有南京大学的一位女生提出质疑，真有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可悲的是在众多的听讲的人群里，众多的听讲者在沉醉于唐骏“胜利学”的讲座时，竟然完整疏忽了在唐骏“胜利学”的背后，其谋求胜利的手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在崇尚独立之思想和人格的大学校园里，怎能成为兜售不择手腕“胜利学”迷魂汤的市场。

　　胜利可以复制，我们却不能容忍无耻被一再地克隆。(新华网江西频道 季建民)

　　对于尚未澄清“学历门”的唐骏，能再次涌现在大学，并以其一贯的主题进行演讲，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进而，网上有不少帖子，责备南林大是非不分，请没有道德感的人进行演讲，是大学腐化的又一例证。

　　在笔者看来，南林大学生请唐骏做报告，这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如果活动如其报道所描述的那样开展南林大校内媒体报道，“唐骏的讲座活泼且滑稽，让同学们切实感受到胜利人士的人生风度，也为同学们的未来方向指引了一条明路，告知大家他的胜利可以复制，开阔了同学们的视野，让人受益匪浅。”这次报告的价值，以及南林大学生的是非断定才能，确切值得质疑：难道对于唐骏的“学历门”，报告的组织者、南林大的学生，完整装着不知道，有意躲避，或者是明明知道，但所有学生都还是把唐先生作为“偶像”与“青年导师”，让其在报告中尽显其光鲜的一面?

　　如此看来，南大女大学生的“踢馆”，在某种程度上，是“拯救”了这场活动，让这一活动，不是单向的宣传、灌输，而变为一次对话进程，同时也在给南林大的学生们补上怎样听报告的一课。

　　对于“踢馆”，媒体转引了一篇南林大学生的感触文章，文章说，“我参加过不少国际会议以及国家地区会议、论坛，见过来自各行各业著名的演讲嘉宾。和大家一样我也很爱好争夺提问的机遇，但说实话今天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以耻辱演讲嘉宾为目标、以嘉宾的包容谦让作为自己嚣张资本的提问。难道强迫唐骏先生在西太平洋大学毕业证书上签字就是一种胜利吗?”我很疑惑，这名作者是否真参加过真正意义的国际会议、或者见识过充斥“火药味”的报告。这里不妨举一例，200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 博林格(微博)不顾多方反对，邀请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前往演讲，但他在“欢迎辞”中对艾哈迈迪-内贾德毫不留情。直截了当地说：“总统先生，你展示了一个狭隘、残暴的专制者所拥有的一切特点。”这对于一国总统，不是凌辱吗?而内贾德怎么应对的呢?他面带微笑，说道，“对我的一些攻击和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不会受这种不公平看待影响。”他指出，博林格听信对伊朗不友爱的美国媒体和政客的片面之词，这种开场白对自己“不公平”，对了解真相的观众也是“一种凌辱”。他的发言同样引来一阵掌声。

　　这才是对大学报告活动的还原。大学的报告，主要在于给学生供给了解更多事、更多观念、更多人，以及与不同人对话、交换的机遇，因此，在大学做报告的，可以是各种人，而且，不同层次、类型的人越多，表明这所大学越开放、越多元。从大学学术自治、学生自治角度说，大学的报告不应限定演讲者的身份、观点，也不能要求所有听讲者配合报告者，这包含学生选择参加的自由与报告中质疑的自由，没有意义的报告，自然没人来听，而不被认同的行为，当然会遭受反驳。

　　其实，如果活动组织者，从一开端，就基于这样的想法，许可唐先生到大学讲座，但在讲座中，却不躲避其“学历门”，许可学生自由提问，也许唐先生难以大谈“我的胜利可以复制”，而要面对学生们对其的各种质疑。这样的报告，就变为了对“胜利”的讨论和反思，唐先生本人就成了分析“胜利观”的一个案例。自然的，“踢馆”事件也就不可能涌现。(光亮网 )

　　关于唐骏先生的是是非非，公众的心里都会有自己的断定。南京林业大学官方自有请他来讲座的原因，南京大学的女生也有对其表现不屑的理由。

　　南大学生的三个问题，涉及到个人品德、政治偏向、企业义务等多个方面。看得出是经过了精心思考有备而来，绝非一味地胡搅蛮缠。虽然闯到台上强行提问有对演讲者不礼貌之嫌，但比起以崇敬的眼力看着唐骏、只会提些锦上添花问题的南京林业大学学子们来说，已经胜了一筹。

　　现在的大学生，缺乏的就是这样的“踢馆”精力。这样的精力，不仅应当在唐骏这样有争议或者说有瑕疵的名人面前体现，更应当在那些功成名就的威望、手握重权的高官面前表达。大学生敢于对威望提出质疑和挑战，能够对强者说不，才是这个社会的愿望所在。如果大学里一个普通的讲座还要让专人操纵着话筒，只能提事先筹备的问题，不许可听到不同的声音，这绝非吉兆。

　　大学的讲台是一片自由的土壤，不是某些人在自己吹出的肥皂泡里自我沉醉的舞台。让不同的观点自由冲撞，不能让思想被阉割后形成万马齐喑，这是当代大学生身上承担的义务。从这一点上讲，我愿望将来的“踢馆”者越多越好!(生活新报 刘昌海)（半月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