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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男子打工13年资助13名贫困学生 称为报恩--中国国情手册
2011-04-06

  “我要报恩!因为我姐弟五个是靠政府才度过难关的”

  靠打工,残疾的他13年助困13人

  当朱仲寅站起来,把坐在轮椅上的103岁的老母亲推到大门口晒太阳时,他患小儿麻木症落下的残疾,就能看得很清晰。

  在溧阳市南渡镇一条河边,有一处年久失修的房子,朱仲寅夫妻和老母就住在这里。不过这套房子不是朱仲寅自己家的,是单位借给他家住的。早些年朱仲寅的老母亲身体还比较健康时,50多岁的朱仲寅常年奔走在外地打工。与别人打工的目标不同,朱仲寅打工,是想积攒一些钱赞助贫困大学生。

  朱仲寅生于1950年,他原来是镇上一家米厂的职工,一度还当过副厂长。2001年企业改制,2002年朱仲寅下岗。斟酌到他是残疾人,次年,当地政府为他办理了退休手续,他每月能领到一份退休金。“就是在2002年,我下岗前2个月,下决心辅助一些贫困学生的。”10来年前的情景,对于朱仲寅来说,仿佛就在眼前,“那天我在厂办公室读到一篇报道,是写溧阳中学一位贫困女生小黄的这女孩的父亲得了癌症,母亲是残疾人,报纸上还登了孩子的照片。我看了报道、看了照片上孩子凄楚的眼神,忍不住要流泪。我就沉思着哪天找到学校,找到这位女孩。不巧的是,我很快下岗了,因此没有去成。可是,在以后的几年中,照片上的女孩一直在我脑海里,我几乎每天都会想起她来。无缘无故的,我会生出内疚之情,因为我还没能辅助她。”

  2002年,朱仲寅拖着一条病腿到了高淳县的一家米厂打工,每月工资约1000元左右。那时朱仲寅的两个女儿都已大学毕业并工作了,他爱人也已退休并有一份退休工资。打了一年工回到故乡,朱仲寅听说镇上有一名贫困生学习成就很好、家里却十分艰苦后,就找上门去送了5000元。第二年他在镇上一家米厂打工,又拿出2000元赞助了一名贫困男生。

  但朱仲寅始终没有忘却溧阳中学那个姓黄的女孩子。时间到了2004年初夏,他算了一下,孩子应当快参加高考(微博)了,“再不找到这个孩子,我会懊悔一辈子的。”朱仲寅对自己说,“现在,我已经积攒了一些钱,有才能辅助她了。”

  怎么让小黄信任自己的诚意呢?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瘦小的残疾人啊!最后朱仲寅是鼓足勇气找到溧阳中学的一名教师的,当这名教师领着朱仲寅走进小黄的宿舍时,朱仲寅一眼就认出了她2年来,他无数次想起过这张脸。朱仲寅说明来意后,女孩有些忸怩,不肯接收朱仲寅带去的钱,只答应等到考完后再联系。

  不久后,朱仲寅了解到小黄考上了苏州的一所大学,他立即联系了她。小黄在她母亲陪伴下到了朱仲寅打工的企业。朱仲寅这才知道,小黄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她母亲是个因工伤只剩两个指头的残疾人。朱仲寅已经筹备好6000元钱,但小黄执意不肯要这么多,说家里已经筹集了一些钱,只要1000元就够了。“那时候,她激动,我也激动。”朱仲寅说,“小黄见我是残疾人还赞助她而激动;我是让孩子的懂事激动了,这孩子心肠多纯粹啊,家里这么艰苦,送她钱,她不肯多取一分。”好一会争执之后,朱仲寅终于说服小黄,每年由他赞助她3000元,一直到大学毕业为止。“这孩子争气呢,后来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

  有时,无偿的赞助也会遭到误会。2006年,朱仲寅在南京浦口区打工,下转A2版

  上接A1版 他从《扬子晚报》上了解到一名贫困大学生,就设法联系上了他。开端时朱仲寅打电话给这名学生,说因为自己腿脚不便,能否让他从仙林校区赶到浦口取钱。但这名学生谢绝了。刚好朱仲寅认识的一个人有事开车到南京市区办事,他就搭了便车来到这名学生的学校门口。学生见到朱仲寅后,愣了一下,大概他没想到朱仲寅是个瘦小的残疾人,是个打工的残疾人。当朱仲寅提出在车里把钱交给他时,这名学生眼里充斥了怀疑。朱仲寅顿时清楚这名学生大概认为自己是个骗子,便伴随他走进校园,一直来到辅导员办公室,当着辅导员的面把钱交给学生,并对这名学生说:“我赞助你不是为了任何回报。今后我不会再当面送钱,你有须要时打电话给我,我把钱打到你卡上。”

  的确,朱仲寅从来没想过要回报,他只是认为这么做很快活、很幸福。他赞助的学生中,其中有三名从来没见过面,都是朱仲寅委托女儿把钱打到对方卡上的。到2009年为止,朱仲寅一共赞助了13名学生,赞助金额达13万元。

  这些受助的学生,多数不知道朱仲寅打工的艰辛。8年里,朱仲寅到处找活干,最远的地方是浙江温州。在打工期间为了省钱,他住的是价格最低廉的旅馆甚至澡堂、客户单位的仓库或办公室。为了省钱,他戒掉了香烟。在安徽打工时,有一次他从二楼狭小的仓库阁楼上摔下,全部身体卡在楼梯脚和堆放着的米包之间动弹不得,米包堆得有4米多高,而且是呈倾斜状的,稍有振动就可能倒塌、把他埋在下面,幸好被人发现及时才得救。

  很多人不懂得朱仲寅为什么拖着残疾的身子到处打工赞助贫困学生。“报恩。我做这些是为了报恩。”朱仲寅语音发抖地告知记者,“我5岁时父亲就逝世了,姐弟5个全靠母亲一个人到处找事做赡养。政府了解到这个情形后,把我母亲部署到合作商店里工作,有了一份稳固的工资;逢年过节还给我们补贴金,每次都有二三十元在上世纪50年代,这已经是一笔很大的钱了!我上初中后住校,学校每月还发给2元助学金。街坊邻居对我们一家也很关照。可以这么说,当时如果没有政府和邻居的辅助,我们一家是活不下来的。现在,我们夫妻都有退休金,女儿也都工作了,我想我应当报恩了,再不报就没机遇了,何况,能够辅助别人,对我自己来说,是很幸福的,幸福的事,为什么不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