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最牛”楼里的守望者

　　36户居民15年被压在高架桥下，拆迁义务方是谁迄今争执无果。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韩文I太原报道

　　3月24日，太原市又迎来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正午时分，太原东山煤矿有限义务公司(下称东山煤矿)退休职工赵春梅站在自家阳台上，习惯性地抬头仰望正上方的杨家峪高速大桥。一缕阳光穿过桥身的中间衔接部投射下来。只要天气好，生活在东山煤矿洋灰桥4号宿舍楼的许多居民都会反复这个动作，到阳台观赏上面的“一线天”。

　　这幢老旧破败的4层砖混建筑，因藏于太原东山过境高速公路杨家峪桥下15年，而被网民称为太原“最牛”楼房。

　　15年间，楼内36户居民因采光、噪音、安全隐患等诸多问题，曾数次投书省市信访、高速公路部门及东山煤矿，但并无本质进展。唯一的变更是年青人陆续“逃离”了这里，留下来的“守望者”大都成了老人。

　　“怕地震，就像头顶悬着炸弹一样。经常会失眠！”赵春梅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直言十多年留下的“心病”。

　　58岁的赵春梅与老伴史玉忠同龄，而这个岁数在4号楼里算是“年青人”。

　　被“压”桥下的“62压”

　　“如果建设期间我们对工程加以阻挡，结局绝不会如此悲惨！那个年代我们国企的职工太单纯、朴素，总信任‘有关部门’会给部署。”十多年里，赵春梅最自责的一件事就是当初做了“顺民”，直到现在，她仍然耿耿于怀。

　　1994年，太原东山过境高速公路开建。作为当年政府的“一号工程”，本着节俭建设资金与加快工程进度的原则，太原市对拆迁工作提出了“个人部分恰当赔偿，单位部分‘谁家的孩子谁家抱’”的要求。

　　而洋灰桥4号楼建成于1979年，是当年东山煤矿为了安顿“62压”(注：1962年，党中央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和压力，采用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整理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大力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缩短工业战线，增援农业第一线)回城人员所建。

　　在高速公路规划设计中，洋灰桥4号楼正好纳入杨家峪大桥建设拆迁范围。依照要求，4号楼的拆迁安顿工作应该由产权单位太原东山煤矿负责。

　　但拆迁安顿始终没有进行。自1996年高速公路建成通车，这幢东山煤矿内部称为“62压”的楼一语成谶，被高速桥一“压”15年。

　　“因为房子是煤矿的公房，我们没有产权，只有居住权，所以政府不会来找我们，都是直接和东山煤矿谈。”赵春梅清晰记得，大桥从建设到通车，没有一个单位与楼内居民进行过沟通对话，当然也包含本单位东山煤矿在内。

　　这一说法，记者在其他居民口中也得到印证。

　　大桥施工期间，赵春梅与其余35户居民并未选择分开。每日，机器的宏大轰鸣声和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与他们的生活交错在一起，而这一切在当时看来极为平凡和微不足道。

　　“人们也认为危险，就是自己多留点神。桥墩打桩时路断了，我们还搭上木板正常上班生活。”赵春梅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那时也向上级反应过，但我们都在单位上班，怕影响到自己的工作，所以不敢闹得太凶！”

　　山西省交通设计院一位专家以为“桥下人家”的存在很荒诞，他表现：“高速大桥下面绝对不许可有居民的存在，这是建设之初就必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曾在东山煤矿办公室工作的赵春梅到现在都不懂得，“我们还都在下面住着，他们怎么就敢把桥架起来？”

　　而每次向上反应情形，接待他们的工作人员几乎都会回敬一句：“你们当时干啥去了？”

　　36户居民的15年

　　“采光、噪音、安全”， 36户居民为这三个实实在在的名词纠结了15年。

　　3月25日，记者再次来到洋灰桥4号楼。暖洋洋的阳光被杨家峪大桥一分为二，洒满东西两侧的学校、空地，蜷缩在桥下的4号楼显得格外冰凉；飞速驶过的车辆发出沉闷的轮胎碾压声和刺耳的喇叭声；桥下西侧凸凹不平的空地上，小贩摆起了水果、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几位老人在旁边围观。

　　“一个老太太两年前被桥上飞下的石头打断了腿，高速部门赔了一万多！”一位围观的住户告知记者，“我们也知道下面有危险，但总得出来晒晒太阳。”

　　在2单元3层，住户是一名年近八旬的王姓老太太。记者到访时，碰巧见到老太太的儿子，他向记者诉苦：“我早不在这里住了！危险不说，一年到头见不上个光，没个清洁！”

　　从1979年住进4号楼，赵春梅和大部分居民一样，都在这里安静地生活了许多年，而这份安静随同着1996年高速的通车戛然而止。

　　“刚开端时跑的小车多，噪音还不至于太吓人，后来大型货车越来越多，路面逐渐破损，那个噪音就有些恐惧。”赵春梅形容。

　　赵春梅还记得四五年前的一次“维权”经历，“当时高速公路半幅施工，也是噪音太大，晚上全部居民都睡不着，就把杨家峪高速收费站给堵了。” 她说，高速部门很看重，怕影响通行，及时做了处置。

　　虽然日复一日的噪音对于居民而言尽管难以忍耐，但并不会危及到人身安全，不过，桥下生活的懊恼并不是如此的轻描淡写。

　　2009年夏天，居民李春香在桥下穿行时突遭横祸——维修大桥的沥青从桥面排水管道下泄，正好把她和另一人浇了个透，最后施工单位以每人3000元的赔偿了事。直到如今，李春香仍心有余悸。

　　一到冬天，楼里的居民更为懊恼。碰高低雪，高速路面撒上融雪剂，或白或黑的污水就会顺着管道排出，在风的作用下，喷溅到窗户与玻璃上，很难清洗。如果碰到排水管道结起冰挂，许多老人甚至不敢出门。

　　杨家峪邻近有一个火葬场，依照当地灵车过桥撒纸钱的风气， 4号楼经常会涌现窗外纸钱漫天飞的惊怵场面，居民白师傅还曾在深夜“收到”一个硕大的花圈。如今，这里的居民早已对此见多不怪了。

　　“我们没钱，但不缺纸钱！” 赵春梅对记者苦笑。

　　谁的义务？

　　针对住户的懊恼，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任显斌律师以为：“居民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向路权所有单位主意自己的权利，要求停滞对自己居住权的损害，并要求赔偿噪音、采光、安全等带来的损失。”

　　但实际上，“该告谁”这个问题，居民们还没达成一致。而在“有关部门”层面，“谁该赔偿”已经各有说法。

　　记者从太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下称“太原高速”)获悉，东山过境高速公路最初是由太原市政府建设，在1996年10月27日通车后正式移交给山西高速公路系统管理。因此，工程建设所涉的占地、拆迁补偿等具体细节，太原高速“并不知情”。

　　2007年之后曾数次参与调和此事的太原高速原路政大队大队长张贵生告知记者：“依照当年修路的精力，拆迁都是太原市政府交由各级交通局去执行的，补偿也由交通部门落实到位。在原始档案中我曾查到有一笔给东山煤矿的补偿款，好像三四十万左右。”

　　4号楼的居民也曾听说过，当年政府对东山煤矿有过一笔一次性补偿，但钱并未用于4号楼的安顿。

　　东山煤矿副总经理张克难否定了这一说法，他在接收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现：“原来有过一笔煤气管道的补偿款，但没有对楼房进行过补偿。”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试图查找当年补偿款的相干材料，但由于年代久远、领导调整、经办人离职等因素，未能如愿。

　　对于当年为何不对4号楼进行安顿的问题，张克难以“前任领导经办，自己不清晰”为由匆促停止了记者的采访。

　　在太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振峰拿出2008年太原市政府安委会印发的一份文件。文件明确东山煤矿为4号楼的主体义务单位，同时要求太原高速要做好隐患的治理。

　　“依照文件精力，我们2009年对这一路段的防撞护栏进行了加固，增设了隔音设施，共投入近3000万元，目前在国内也可以说是最高尺度。”杨振峰告知记者。

　　2009年6月9日，太原市安监局、太原市国资委(注：东山煤矿是由太原市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太原高速、东山煤矿联合召开了一次调和会。会上，关于4号楼的去留问题，亦明确了“必需拆除”的看法。

　　但在调和会上，东山煤矿董事长张洪恩并不认同自己的主体义务，他坚持是先有楼而后建的桥，主体义务单位应为高速部门。

　　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办公室王国忠表现：“路面的归我们管，我们可以把路面的安全做到最好，但只是权宜之计。要从根本上解决必需得搬迁，可这不是我们的职责范围。”

　　作为文件中认定的主体义务单位，东山煤矿对4号楼的具体安顿究竟作何盘算？该矿宣传部李美忠部长向记者转述了领导的回答，“早前就向市国资委打了报告，由国资委上报市政府，再由市政府与省高速管理局调和解决，但还没有反馈结果。”

　　4号楼的去留仍然悬而未决。

　　“我们会老死在这里！”

　　在4号楼里，赵春梅与老伴算是有兴趣的人，养了一条狗，偶尔还会上网看看股票，理解苦中作乐。如果碰到生疏的访客或桥上传来汽车激烈的碾压声，小狗会发出尖厉的吠声，而听惯了“车震”的老两口并不认为吵。

　　赵春梅的女儿就住在邻近的高速公路出口，但来的不多——老两口不让常来，怕不太安全。那几年房价低的时候，楼里的居民一直满怀愿望期待相干部门的安顿，等到现在“泪已干”、“心已死”时，太原市平均房价已涨到6000多元。

　　“建桥时房价还不到1000块，现在只能看看，想都不敢想！悔不该一直坚守，也许我们都要老死在这里了！”赵春梅有些哀伤。

　　如今，4号楼里的居民都已步入花甲、古稀之年，在人生本应安享晚年之际，36户居民的远景不容乐观。

　　“高速公路收了这么多年的过路费，咋就不能为我们建栋楼？”赵春梅喃喃自语，“真愿望有一天，有车穿过防护墙，砸到我们楼上。到那时，我们或许就能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