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副科级公务员为了维护自身权益，通过微博自首曾向领导行贿，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一切 还会归于沉静。

　　本报记者 郭丽萍 发自安徽利辛

　　周文彬(点击查看微博)是安徽省利辛县领土局工作人员，曾任利辛县胡集镇领土所所长。已经43岁的他本盘算申请换到一个相对轻松点的职位，以“副科级”的级别平镇静静退休。

　　但他想要的镇静现在显然已经被“自我毁灭”式的微博自首打破。4月13日，周文彬向亳州市纪委自首举报他本人曾向县市领土部门两名领导送礼行贿等问题，并在微博上直播了自首进程。

　　各方压力和微博的核聚变效应将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周文彬卷入漩涡。而这场风曲折射的是周文彬作为基层官员，其背后并不如他自首行为那般广为人知的长期挣扎。

　　基层官员与潜规则

　　在利辛县这个小县城里，对于周文彬来说，副科级的意义不在于1600元不高不低的工资，而是意味着给家人和孩子的交代与尊严。

　　利辛县领土局通报的材料显示，周文彬1985年从一所大专毕业后，先在生产材料公司任职。1994年，周文彬进入县土地系统，在利辛县城关镇土地管理所任管理员。

　　2007年9月，经亳州市领土资源局与利辛县委、县政府约定，决定将原有的26个乡镇土管所合并为10个中心土管所，并公开招聘10名中心土管所所长。经笔试、面试等综合考核，周文彬竞聘到胡集镇中心所任所长，试用期1年，行政级别升至副科级。

　　周文彬认为基层所长的工作太过操劳，盘算在转正解决了级别问题之后，跟领导申请调往县局相似档案室这种相对轻松一点的岗位，然后以“副科级”级别退休，过镇静的生活。

　　只是工作的轨迹并没有按周文彬原先假想的方向延长。事后他把这原因归结于自己的过于较真、固执的性格。

　　周文彬介绍说，因为与负责包片的县领土局一名女性领导在工作中产生争执，再加上一些旧有矛盾，双方的关系逐渐恶化。

　　而彼时正值县领土局原任局长调离，新任局长到岗。更让他倍感压力的是，上述这名领导向他直称，新任局长是自己的同乡且是亲戚。

　　虽然性格固执且爱较真，但周文彬也知晓一些官场里的“潜规则”。新任领导到任后，周文彬担心与他有过争执的女性领导在新局长面前说对他不利的话，为避免使新局长对自己的印象“先入为主”，周文彬自己掏腰包花了几千元买了礼品，送到领导在邻县的家中，以“征得新任局长的支撑、营造宽松的工作环境”。

　　2009年2月的一天，乡镇请吃饭唱歌，上述女性领导喝多了酒，周文彬送其回家，当时才晚上8点多，他给她烧水喝，不久她的丈夫回到家，却嚷嚷告他强奸了她。公安局调查后消除强奸，却出说明称他们有关系，他由此陷入“生活作风问题”的困境。

　　周文彬以为自己落入了他们夫妻俩为“危害”他设下的骗局。

　　而一年的试用期考核也如期而至。领土所所长的任免权在于亳州市领土局。周文彬表现：“当初应聘领土所所长的时候，市局领导我一个都不认识，我没有找任何人。但是对我一年试用期的考核，他们提醒我要‘做一下工作’。因为时任市领土局党组成员兼纪检组长的任某是考核人，在干部包片管理分工中他负责利辛局。我请他吃饭，给他送礼，愿望他考核的时候，给予关照。”

　　业务考核是民主投票，由领土所所在三乡镇党委政府、分管领导、本单位的同事、利辛县股级以上的干部等从各个层面进行考核打分。周文彬称自己考核全优，但还是没有获得聘请。

　　2009年10月29日，亳州市领土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免去周文彬试任利辛县领土资源局胡集中心所所长职务。周文彬是当时受考核的9名中心所所长中唯一被撤职的。

　　周文彬本人没有拿到关于被撤职原因的任何书面文件。“免我职的时候，我真不知道什么原因，撤职文件上也没说撤职原因，他们也没有说。”

　　于是周文彬开端了长达4个月的申述。

　　屡遭碰壁的申述过程

　　周文彬在被撤职的最初一个月里专门学习了《公务员法》和《公务员申述规定》，咨询了业内有关人士，并筹备资料。

　　《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下列人事处置不服的，可以从知道该人事处置之日起30日内向原处置机关申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核决定之日起15日内，依照规定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作出该人事处置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述；也可以不经复核，自知道该人事处置之日起30日内直接提出申述。

　　2009年12月，周文彬在法定期限内，向亳州市领土局申请复核。

　　周文彬说：“按法定的程序，在法定的期限内，任免单位也必需给我一个回答，明确告知我撤职的原因，到底是经济问题、作风问题，还是刑事问题，应当有一个书面的东西。没有书面的东西，我投诉无门，怎么去向有关单位进行申述以及下一步的维权活动。”

　　利辛县离亳州市一百多公里，周文彬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跑了三趟。据周文彬说，对于他的复核，市领土局没有给他只言片语。“没人理我，得到的都是威逼、警告。说我不去工作，来给组织找麻烦、添乱，要加重对我的处置。”

　　周文彬表现，领土局有人私下告知他撤职的原因在于公安局开具的关于“生活作风问题”的资料。“我要求给我公安局情形说明的复印件。他们说不可能给。”

　　周文彬转而找安徽省领土厅进行申述。在基层有着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周文彬说：“越是上级的组织，道德素质、法律素质会越高些，在我的眼中，省领土厅就是神、是青天，我以为在那里能够获得我申述的结论。”

　　但是到领土厅的三次申述，让他碰壁了三次。

　　“省领土厅一个多月没人受理我的申述，资料交上去，还不知道传到谁的手里了。”周文彬表现，他第二次去领土厅的时候，甚至连大门都进不去了，只能偷偷地跟一群人混进去。

　　随着申述有效期限的缩短，周文彬想到了直接求助安徽省领土厅厅长。周文彬打电话恰巧厅长开两会不在。“有工作人员以为我很委屈，就让我给厅长发短信。”

　　2010年3月初，周文彬给安徽省领土厅厅长发出了第一条短信：

　　“您好，张厅长，在您两会百忙之中打扰您，我也是无奈。我是利辛县乡镇领土所原所长，去年被亳州市领土局撤职。我向亳州市领土局申请复核，未果。2月1日，我到合肥依法向省厅申述，时至今日也没有受理。我按法律程序走走不通，遭遇了颇多的威逼和无奈，只好向您汇报，看能否部署受理我的申述为盼。”

　　短信发出10分钟之后，周文彬便被利辛县领土局局擅长强叫去谈话。“无非是‘你想受到更重的处分吗’。我以为是张厅长把短信转发到市领土局局长，市领土局局长再转发给了于强。”

　　周文彬依然信任省领土厅会受理他的申述，并且会和他联系。但是等了10天以后，周文彬没有等到回答，便又给张厅长陆续发出了两条短信。

　　事情发展似乎有了一丝转机，虽然周文彬没有等来省领土厅的申述受理回答，但等到了到县领土局地矿股上班的通知。

　　“逼上梁山”的举报

　　周文彬到县局后，一直正常上班。监察股股长李学成与周文彬的办公室只隔一个门，他对媒体表现周工作非常积极。但李学成没有想到周文彬在地矿股上班一年后，会做出微博自首的举动。

　　“在他们的眼中我是疯子，我敢揭这个潜规则，我敢反抗领导，尤其在位的领导，真的不可思议。我说，上梁山是逼的，我也不想这样做。我去亳州的时候，我就想我确定要成为另类了，但我真的不想成为另类。”周文彬说。

　　周文彬称虽然自己回到领土局上班，但受到了来自单位领导“用完整不能接收的手腕”的打压。上班后不久，周文彬发现县检察院在侦察自己是否贪污受贿。

　　周文彬说，他知道身边有不少人利用职权发了不小的财，但当初在胡集中心土管所，因自己尚处于试用考察期，平时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以自己的个性，也没想过贪污或受贿。

　　由于公安局出具的“生活作风问题”还扣在头上，再加上发觉有人在变本加厉报复自己，周文彬在地矿股的一年多时间里，一边上班，一边阅读反腐网站、暗自学习相干法律。

　　今年2月份，周文彬找到了著名维权人士张洪峰征求关于实名举报领导贪污受贿的看法。

　　张洪峰收到了周文彬发给他的一些举报资料。张洪峰对时期周报记者说，周文彬给他的有很多资料没有十足的证据，很多都只是孤证。张洪峰提示周文彬，搞不好的话，被举报的人会反过来告他诬陷。

　　周文彬认为张洪峰的博客有很大的阅读量，因此愿望张洪峰能将他盘算自首举报自己行贿、领导受贿的事情发到博客上，好引起网友关注，获得舆论支撑。

　　张洪峰告知周文彬博客已经过时，并建议周文彬尝试开个微博账号。

　　周文彬一边熟习微博的使用，一边上网搜集材料并与朋友探讨自首的利弊。

　　周文彬说：“最坏的结果可能是被开除公职，判刑的可能性也不是太大，因为金额比较小，而且我有自首的情节。但开除公职这个结果还是很严重。这个抉择是苦楚的。我四十多岁了，自己还得再就业。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每天为这件事情困扰。我愿望被举报人被查处被处置以后，我能够得到所谓公安局出具的对我不利的资料。就这么简略，我的要求不高。我就是为了这个资料才走向直接与领导反抗和反腐的道路上来了。这不是我最初的初衷和想走的道路。”

　　张洪峰也一度劝周文彬，一个在职官员自首举报将会影响到他的全部人生甚至家人，而且即使举报后，面临的情形也会非常庞杂，不必定能达到他想要的效果，劝他郑重斟酌。

　　但自首的决定已经在周文彬的心里逐渐成形。4月初，借开会学习的机遇，以前从不烧香拜佛的周文彬到九华山特地烧了香。“因为我已经决定的事情还没有做，我怕抽签影响我做的决定。我光烧香，祈求保佑我家人的安全，我知道这事情出来确定会对我家人的安全构成威逼。”

　　4月13日，周文彬背着家人，独自踏上了去亳州的车。周文彬在微博里写道：“车已动身，载着我和一颗忐忑的心朝着不可预感的未来动身，我的将来和我的心境就像窗外的天气一样灰蒙蒙的。”

　　因为怕自己到市纪委自首后，会被拘押回不来，周文彬特地多穿了衣服好在天气转冷时御寒。

　　到市纪委门岗的时候，获知情形的县领土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都给周文彬打来了电话，但都被周文彬挂了。

　　“那时候已经不可逆转了。除非是去几个大力士把我拖回去，不然不会回头。”周文彬说。

　　微博举报或将无疾而终

　　周文彬向亳州市纪委信访室主任朱成林交代完举报资料，县领土局的领导也开车到了市纪委。车上还有周文彬在县公安局工作的哥哥。

　　自首举报后的第二天，获知情形的媒体也都簇拥而至。周文彬说：“电话都打爆了，没方法接收采访，一个是太多，另一个是家人坚决不赞成。回来以后，我哥哥就和我交换，不要再接收媒体采访。”

　　首先受到周文彬自首举报这个冲击波影响的是他的家人。“家眷本身也是工作人员，也是老师，她要面对她的同事，给她造成了宏大的损害。儿子才14岁，在上初中，现在也觉察到家里发生的事了，情感也不好。”周文彬说。

　　在自首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周文彬近乎消逝在公众视野里，甚至微博也不再更新，网友揣测周文彬被消逝了、被和谐了、被灭口了、自杀了。周文彬对时期周报记者说：“我上合肥、北京待了一段时间，这是家人的看法，要我去散散心。我哪有什么心境可散，我想的是我向组织反应的事情，愿望组织认真看待，给我一个结果。”

　　5月31日，亳州市纪委公布处置结果：任某某、于某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接收可能影响公平执行公务的礼品馈赠，违背了党员领导干部廉明从政若干规定，决定对任某某进行批驳教育、并责令写出深入书面检查，对于某给予党内警告处罚，没收所收礼品，折款上缴财政，并对周文彬向领导干部送礼的行为提出批驳。

　　在“消逝”的一个月里，周文彬特地翻看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罚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罚条例》，他对纪委没有依照处罚条例的框架来处置被举报人而觉得不满，而相干人员还是表现不能为周文彬供给公安局的情形说明复印件，因此周文彬更为自己最初自首举报的初衷未能达到而觉得恼怒。

　　据周文彬说，有关领导向他坚称，他被撤职的原因是源于县公安局开具的关于“生活作风问题”的资料。

　　但利辛县公安局法制室的工作人员向时期周报记者表现，公安机关负责的是是否违法的问题，而不会作像“生活作风问题”这种道德评价。这使得周文彬为讨回清白而采用“自我毁灭”式的微博自首很有可能成为一桩无头案。

　　在多方的压力下，周文彬说：“如果说我是贪污受贿这些经济问题，我可能就已经认了，但‘生活作风问题’是我坚决不能让步的原则。”

　　纪委结果出来后，周文彬在微博里写道：我真的很疲乏，我想休息，休息到不再醒来。

　　学者视察

　　体制内也有弱势维权者

　　王琳

　　不久前有个网络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公务员以为自己属弱势群体。这一结论引来不少网民的哂笑，“官员也弱势，可教小民怎么活？”若在简略的官民对照中，自是官强民弱。

　　但强弱从来都是相对的，在更大的强权面前，小吏也是弱势。这些年来，警察上访、法官上访等都没少占领媒体的版面。

　　安徽省利辛县领土局的周文彬就是这样一个弱势的公务员。在因“微博自首”而引发舆论关注之前，周文彬曾深刻体制内的权利救援管道并有过一番苦苦挣扎。

　　回想周文彬一年多来的“维权记载”，不难窥见现实的苍白：他因被撤职而选择了依法申述，却投诉无门。

　　他继而选择了多次给领土厅厅长发短信，却得以去县领土局地矿股上班。

　　生活是最大的“唆使犯”。

　　在周文彬的生活经验里，一个已在网上流传颇久的刻板印象逐渐得到印证：信法不如信访，信访不如信网。周文彬最后选择了网络维权，因为博客已经“过时”了，他听从著名维权人士的建议，借助于微博来传达他的诉求。

　　正如“久病成良医”，艰苦的维权过程也让一些维权人士深谙传播之道。

　　周文彬选择“微博自首”，切中了民众传播的须要，并敏捷成为舆论焦点。而如果我们剥开“微博自首”的外衣就会发现，其实周文彬所自述的“冤屈”，与一些维权人士的苦难相比，远远不及。

　　这不是说周文彬的问题就不是问题，相反，周文彬的遭受更具标本意义。

　　周文彬这个“标本”其实就是一个“申述人标本”。

　　依记者的描写，2009年10月29日，亳州市领土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免去周文彬试任利辛县领土资源局胡集中心所所长职务。

　　周文彬是当时受考核的9名中心所所长中唯一被撤职的，而且，撤职文件上并未说明撤职原因。

　　想要一个说法的周文彬开端了长达4个月的申述，他同时成了一个“申述人”。

　　申述人的位置大致相当于民事诉讼中的原告—在一个“耻讼”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度里，看似与现代接了轨的纠纷解决机制，仍然为挑起讼事的原告筹备了不少障碍。

　　这是一个幽暗的管道，周文彬被挟持其中，漫漫前路看不到止境。

　　这里有漫长的程序、有不公开的操作，却没有他想要的“说法”。

　　周文彬其实知道答案，他更应当知道，这个答案不可能白纸黑字留于纸面。

　　在一个潜规则风行的时期，显规则注定无法依附。

　　越是规模大的会议越不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的都是小会。越是正式的程序越不能化解纠纷，能化解纠纷的都是不正式的程序。

　　周文彬很快就清楚了潜规则，所以他不断动员“短信攻势”和“微博攻势”来维自己的权。

　　他在领教了“申述人”的弱势位置之后，武断地选择了摈弃。而那些还在循规蹈矩地申述和上访的维权人，那些可能背负了更大冤屈的维权人，由于没能依潜规则行事，所以继续幽暗着不为人知。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极为负面的标本，却又是我们眼前的现实。纠纷解决不靠法，靠闹。

　　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

　　周文彬的“微博自首”及相干部门的善后，不过是又一次反复了法外解决纠纷的潜规则。

　　在接收了周的“自首”和举报后，5月31日，亳州市纪委公布了处置结果：任某某、于某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接收可能影响公平执行公务的礼品馈赠，违背了党员领导干部廉明从政若干规定，决定对任某某进行批驳教育、并责令写出深入书面检查，对于某给予党内警告处罚，没收所收礼品，折款上缴财政，并对周文彬向领导干部送礼的行为提出批驳。

　　周文彬仍然不知道他为何被撤职，自首和举报也没有成案。

　　党纪调查替代了司法调查，可能存在的行贿与受贿被“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党内警告”与“批驳”形同罚酒三杯。

　　如果周文彬接下来不闹出点更大的花样，这个案子将就此沉静。

　　而依现行法律，有权对贿赂行为展开司法调查的，是检察机关。

　　中国刑法虽未像多数法治国家那样，对贿赂“零容忍”，但立案门槛也仅定在5000元。即便贿赂数额不足5000元，情节严重也可入刑。

　　如检察机关以为贿赂行为轻微，不需刑事追诉的，才依党纪处罚。

　　贿赂事关公务员操守与操行，怎可警告、批驳了之？多地公务员招考曾传出，因某考生曾有一夜情记载，人事部门据此认定该考生不符合公务员“操行良好”的尺度，不予录取。

　　面对受贿行为已经查实，却只用警告了之，这也只能懂得为应对舆论危机的“善后”了。

　　法治之所以优于人治，很大程度上在于法治具有肯定性，因此能够指引人们的行为。

　　潜规则让肯定性荡然无存，让下属对未来不肯定，既是官员的“领导艺术”，也是众多公务员自感弱势的源头。

　　周文彬的故事，其实天天都上演。

　　更恐怖的是，法治一朝未成，这故事仍将继续下去。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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