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Tracy从海南度假归来，长舒一口吻 。去海南前，她刚刚从病房走出，患的是30年来从没患过的心脏病。

　　Tracy终于离开 了曾让她无穷 憧憬 的经理职位。打从她进入这家申明 显赫的移民中介后，就不断为黑幕困扰，被良心遣责，乃至患“心病”入院。如今，彻底挣脱 了工作暗影 ，Tracy勇猛地向记者揭开黑中介里的重重黑幕……

　　老板追着我不放

　　用现在风行 的说法，我也算个“海归”。2002年年底，我揣着新加坡的国籍和那儿的MBA证书，回到中国，一心想做番事业。

　　去新加坡前，我在浙江大学一直读到硕士毕业，又在学校出版社工作了一段光阴 。长年 呆在学校，很单纯。

　　回国后休整了一阵，我在2003年2月，一气投了4份简历。我首先回覆 了一家澳大利亚的咨询公司，协议 已经签好，但我应聘的另一家H团体 ，突然对我紧追不舍。H团体 注册在C国，老板Tony是外籍华人，做移民留学起家，靠前些年C国移民的热潮，赚了不少钱。

　　星期五，我和澳大利亚公司草签了协议 。星期六，Tony正好到南京出差，特意赶来上海，约我见面 ，劝我“必然要重新考虑 ！”

　　不可否定 ，Tony的谈话很富怂恿力。他从包里拿出一大叠报纸，连篇累牍刊载了他的专访，把他的经历 和事业刻画 得天花乱坠。接着，他又怂恿 说：“你是浙大派，我是清华派，我们在一起，必然珠联璧合！”最让我动心的，是他要我来管理全部 上海分公司的业务，而且答应让我领衔开发新项目。

　　我当时一心想，拿了MBA该当学以致用，听说有那么好的平台，我无法回绝 。于是，我婉言回绝了澳大利亚那家公司，走上Tony给我布置 的岗位。

　　经应当 得提心吊胆

　　说是H团体 上海分公司，其实，这家叫M的“因私出入境服务公司”的法人代表，是Tony在中国的亲属。原本的经理，是一位C国籍上海人，至今没有办出上海的居留证。他临走时说了句让我莫名其妙的话：“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办理移民是M公司最首要的业务，除此之外，旗下还有一家咖啡品牌店，Tony原本所说的开设海外MBA招生、开发英语(论坛)软件等新项目，都因为资金问题，没了下文。

　　起头一阵子，我有一大半光阴 花在咖啡店的经营上。每天到公司报个到，就直奔咖啡店，直到很晚才回来。让我惊讶的是，几乎天天有人上门投诉，都是来要钱的，其中有不少，是四五年前就花了钱来办理移民的，可迟迟没有回音。我一查材料 ，天啊，有很多根本 没立过案，材料 从没进过移民局。还有不少顾问(类似 保险代理人)，不管客户有没有移民资格 ，统统先拉进来签约，佣金一到手，就拍拍屁股走人。办理技术移民的中介费是3000美金一个人，投资移民是8000美金。天天有人上门讨钱——怪不得原本的经理“提心吊胆”！

　　漏洞 如此之多，信用 如此之差，员工人心涣散 ！我在7月底，果断 地向Tony提出辞职。

　　天天被唾“没良心”

　　第一次辞职没有成功 。Tony又像上次招聘时那样，一番花言巧语，

　　满口答应我提出的所有请求 。他果真兑现了一些允诺 ，在我8月履新出任M公司一把手时，他授权我可以给客户退款，但要分批进行，第一次有的退了200，有的500，最多的1000美金。

　　我重新看到了盼望 。可是，第一批退款完成后，又中断 了。接下来请求 退款的客户，我必须 逐一向Tony申请。9月，公司来了位退休工人，要为他的女儿讨钱。女儿与M公司签合同时，正值C国修正 移民法，以她的条件根本 不够立案，可公司还是收了她3000美金中介费。现在她不筹办出去了，公司却一直把钱扣着。老父亲来过多次，都无功而返。这回轮到我来款待他，我向总部请示后，很尴尬 地奉告 他，钱可以退，但只能退一小部分。老人闷声不响地走了。

　　第二天中午，我正在办公室谈生意，突然冲进一位老妈妈，一边拍我桌子一边号啕大哭：“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为什么要在我们这些穷人身上扣钱！这点钱，我们都是借的呀！”桌子的手提电脑，都被她拍得跳了起来。老妈妈正是昨天那位老工人的妻子。我让她坐下，一边帮她捶背，一边陪着她流眼泪。她走后，我马上打电话给总部，可得到的回音还是“不能退”。第二天老妈妈又来了，我只好编一些假话 ，花半天光阴 陪她聊天。

　　这样的情景几乎每天都会产生 。有时我不得不一边款待前来投诉的客户，一边忙着接投诉电话。趁一次出国出差的时机 ，我当面对Tony讲，退款不能再拖了。可他仍然很“相信 ”我似的：“你必然要帮我顶住啊！艰苦 确定 会过去的。”

　　为什么开外国发票？

　　小兰是一位到上海来营生 的外地女孩，为了办理移民，她辞掉工作，花光了积蓄。可最后的结果是拒签。合同上明明白白写着，拒签可以退款，但公司以种种理由一直拖着。转眼她报名读MBA，就等着这笔退款去交学费。

　　自从她亲自向我诉苦后，我不停地给Tony打电话、发传真，也许他被我逼烦了，小兰“奇迹”般地在开学前拿到了全额的退款。她对我千恩万谢，还买了个小礼物送给我。可我非常内疚，在她的身后，还有一大宗 人排着队等退款，我却帮不上一点忙！

　　当初和许多客户签合同时，公司用的是英语合同，上面只隐约 地写着“不成功 可以退款”，也没有写明确办理期限。可怎样的情况 属于“不成功 ”呢？一直拖着不去办，是“不成功 ”，还算是“尚未成功 ”呢？

　　更奇怪 的是，公司请求 客户一次付清中介费，却只开具30%的本地发票、70%的外国发票。收来的美金中，一大半汇入Tony指定的一个私人账号，剩下的才换成人民币入公司的账。

　　很多客户都有超强的“忍耐 力”，很少运用 法律来保护自己。一般来说，他们都不盼望 移民的事情被张扬出去，每个案子的标的也只有3000美金左右，打官司耗钱费时，所以他们还是盼望 协商解决。公司就是抓住了这种心理，一拖再拖，有的甚至已经拖过了诉讼时效。

　　到2003年的12月，我实在支撑 不住了，心脏出现不规矩 跳动，当天就住进医院，起头吸氧。在病房里，我依旧挂念 着40多位还没有拿到退款的客人。

　　出院后不久，H团体 的一位负责人突然来到上海，让我移交权利 ，而我则“提升 ”到团体 “战略发展部”工作。我写了第二份辞职报告，到海南度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