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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毛泽东词《蝶恋花·答李淑…
2011-02-16

<table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中国国情









澄清毛泽东词《蝶恋花·答李淑…

日期:2011-2-12 9:46:00

  毛泽东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最早发表在1958年1月1日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这是湖南师大历史上引觉得荣的大事,也为湖南师大校史增长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尊重 历史 实事求是

  ——澄清毛泽东词《蝶恋花·答李淑一》首发真相

  谭 燧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2月02日 05 版)毛泽东给﹃十月﹄诗社

  张明霞同学的回信毛泽东给李淑一信信封1958年1月1日︽湖南师院︾刊登的毛泽东词︽湖南日报︾刊载的张明霞陈贻博的文章

  湖南师院院刊发表毛泽东这首传世名作时,附加了编者撰写的“关于毛主席词的说明”,明确指出:“毛主席于1957年5月写信给李淑一同志,信中附‘蝶恋花’一阕。语四张明霞同学看到后,写信给毛主席,恳求 发表。毛主席于11月25日回信表现 同意 。特将毛主席的词在本刊登载”。五十余年来,毛泽东诗词研究者对该词公开发表的背景都以此为据,并不存异议,仅只表述有详有略。湖南师大校史也是如此记载 。然而,2008年第8期《湘潮》杂志刊登署名曾锐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公开发表的前前后后》一文却对这一历史真实作了推翻 ,湖南经济电视台金鹰纪实频道“故事湖南”栏目摄制的《〈蝶恋花〉1957》(2008年10月3日首播)对该词的发表历程 也基本上同于曾文“事实”所述,并制作了情景画面,纪实不实,流传甚广。因此,对这一史实有必要加以澄清,还历史真实,防止误导,以讹传讹。 中国国情手册

  “曾文”的失实与杜撰

  “曾文”叙述毛泽东新词《蝶恋花》发表历程 时,全然不顾湖南师院院刊发表此词编者所写的说明,除了失实,就是杜撰,不仅背离了历史真实,且漏洞 百出,手段 卑劣 :

  1、附在“曾文”题下注明“1958年1月1日毛泽东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发表在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的图片,采纳 的是毛泽东写给李淑一信中该词的手迹影印件。实际上院刊发表该词用的是印刷体,加了花框,并附有落款为编者的“说明”。作者写此文时为何不查阅一下这份院刊原件?这期院刊师大至今保存 完好。

  2、该词的发表历程 ,“曾文”说成是1957年11月的一天,院刊《湖南师院》编辑林松年去长沙市十中采访实习生时,得知李淑一老师收到了毛主席的信及词,便造访李老师,向李老师提出将信“借用几天”,在院刊上发表这首词,然后“怀揣信件,兴冲冲赶回了编辑部”。试想,李淑一收到的毛主席这封极其可贵 的私人信件,怎能轻易地就借给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 编辑?况且,这一事实与当年同样任院刊编辑的于沙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首发何处》(载1991年11月2日《湖南日报·周末增刊》)所叙也大相径庭。这明显 是杜撰,一种愚笨 的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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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据“曾文”所述,林松年回到编辑部,将此事和自己的想法奉告 了编辑部另外两位编辑于沙和徐运汉。他们向院领导汇报后,“以学生的名义,写了一封致毛主席的信,并就此事专门向湖南省委宣传部请示。省委宣传部与中央办公厅取得了联系,此信很快转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满足了青年人的要求”。读者至少可以产生这样的疑问,向毛主席写信,光明 正大,作为编辑,为什么不署自己的真名,而要以学生的名义?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而且“曾文”引用的毛泽东复信,却是毛泽东给张明霞同学的信,只是删去了信开头的称谓:“张明霞同志”,将信中“来信早收到,迟复为歉!”写成“来信收到,迟复为歉!”实际上这是作者将毛主席回复张明霞的信偷换成回复给三位编辑的信了。这样的失实,难免造成三位编辑有欺世盗名之嫌。再者,三位编辑写信时间是11月,毛主席11月就回了信,那信中为何有“迟复为歉”?这一事实又是杜撰,不言自明。

  4、“曾文”说:“《湖南师院》当时是一张四开版的小报。毛泽东的这首传世名作,刊发在第三版文艺副刊版的右上角位置”。这也与事实不符!这首名作是刊发在该报第四版左上角位置。该当说,这首词的刊发,当时的编辑,在请示有关部门、领导等方面,是做了自己应做的工作,付出了血汗 。在他们的努力 下,毛主席的这首新词毕竟在《湖南师院》得以首发,他们的工作不该当 埋没。不过,毛主席这样一首使人感奋的新词,为什么没有刊发在该报头版的重要位置,而放在第四版?这只能请林松年等当时的编辑作出解释了。
牢记国情,科学发展


  此外,“曾文”文首引用毛泽东的词未分高低 阕,在描绘毛泽东给李淑一信的信封时,这样写到:“这是一个牛皮纸做的长信封,上面竖写着‘李淑一同志收’6个龙飞凤舞的毛体字,左下方落款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毛缄’”。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个信封右边是竖写“长沙福湘女学校”,中间是“李淑一同志”,左下方落款是“毛寄”。在引用毛泽东的这封信中,“曾文”又将“我们是一辈子的人”写成是“我们是一辈的人”,将“大作读毕”,写成“大作读罢”。这样的失实和错误,也足已见该文写作的随便 性。

  实际上,与这首词发表密切 相干 的当时中文系学生张明霞、陈贻博早在1992年1月4日《湖南日报·周末增刊》撰文讲述了该词公开发表的前后细节,确实 不移。他们是读了于沙的文章(载1991年11月2日《湖南日报·周末增刊》)有感而发的,指出:“《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脍炙人口的词,首发是在《湖南师院》报上。但在此之前,毛主席却是同意 首发湖南师院大学生油印诗刊《鹰之歌》上的。我们都是当事人,而且有毛主席当年的亲笔信为证”。想不到十多年后,又冒出了“曾文”这一说,并通过湖南经视摄制的电视片加以强化。若不澄清,势必又要造成新的历史疑团。

  “曾文”最后引用林松年的话:“几十年来,关于这首词发表真相一直是毛主席诗词研究者说不清的问题。……一般说是师院学生拿去发表的,这一点与事实有出入。”对照 张明霞、陈贻博的文章,出入何在?若这话确凿 是林松年所说,作为当时的编辑,他不该当 不知道院刊刊载毛主席新词时编者写的“说明”,只能这样领会 ,不是他健忘,就是他在自我否定 。“曾文”又引林的话说:“弄清发表的历程 如何,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这话不错,但尊重 历史,实事求是就不能说不是最重要的了。这是宣传和传媒工作者职业操守的底线,不然,将断送 宣传和传媒工作者的道德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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