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局抓错了人，为何要让检察院来赔偿”

　　2011年4月13日，记者来到韩城市检察院采访。检察院公诉科一位检察官得知来意后说，“确定就是这些人(余家)杀的人，惋惜公安机关办案没有取到证据。就像一堆蔬菜，水平差的厨师没有做好，好厨师也没有方法再做了”。

　　这位检察官说：“韩城市公安局抓错了人，为何要让检察院来赔偿，起码他们也要负连带义务。”

　　作为赔偿责任机关韩城市检察院委托的代理人，刘朝阳一直为这个赔偿案件在省高级法院听证会上和余家委托人交锋。

　　刘朝阳是韩城市检察院公诉科科长，他以为省高级法院让韩城市检察院赔偿的决定无法可依，“就是司法解释也没有这样的规定。”刘以为省检察院应当提起抗诉。“许多证据都保留着，等有一天科技手腕有所突破了，新的证据可能就会出来”，刘朝阳最后说。

　　吉红东是主管刘朝阳的副检察长，他在电话中告知记者，等到余家来申请后，他们还要开会研究。

　　当年负责此案的韩城市公安局刑警中队长王高锋说，此案目前仍无进展，对于过去的事情他不想过多评价。“当初办案民警是否受到追究？有关部门的破案奖金如何处置？案件是否有新的线索？”对于这些问题，韩城市公安局政治处有关人员说，他们都是才调来的，这些都不知道。而当初的公安局长、刑侦副局长均已升迁。

　　4月17日，渭南市检察院控申处处长王振义说，余家的案件当初属于“不能证明是他们作案，但是也不能消除”，像这样“存疑不诉”的案件，当年办案的老观念都是不予赔偿。当然，这样的决定也是和渭南市中级法院协商过的。

　　2009年后半年，最高检察院有个案例，套用该案例，以后“存疑不诉”的案件都应当赔偿。

　　目前来看，韩城市检察院公诉部门还很难接收，但是可以说，省高级法院的决定毫无磋商的余地，执行赔偿就是了，不存在开会研究什么的。“我们执法的观念也在不断的提高。”王振义说。

　　陕西省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有关人员说，本案的焦点是赔偿恳求人是否“故意作虚假供述”，公民自己“故意”作虚假供述是指，为诱骗、误导司法机关，或者有意替他人承担刑责而自动作与事实不符的供述。

　　本案并无证据证明赔偿恳求人想要诱骗、误导司法机关、或者有意替他人承担刑事义务而自动作与事实不符的供述。

　　不能证明其愿望自己被拘捕或定罪量刑，他们也没有故意作虚假供述的目标和动机，因此不能认定“故意”作虚假供述。

　　省高级法院依照1995年1月1日实行的《赔偿法》规定，决定撤销韩城市检察院、渭南市检察院和渭南市中级法院不予赔偿的认定，决定由韩城市检察院赔偿余家3人23万余元(依照2009年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125.43元计算，余治安获赔78770.04元；张秀芳获赔78644.61元；余路平获赔78110.04元)，并在侵权范围内为3人清除影响、恢复声誉和赔礼抱歉。

　　苦楚中等待正义的两家人

　　韩城市芝川镇吕庄村，一个坐落在司马祠不远处的小村落。这里的村民依靠果树和花椒为生，4月13日下午，在路边一处比较平坦的果树地里，陈翠各正在锄地。

　　提起女儿，陈翠各眼泪立即就掉了下来。“你在报纸上给我写上，就是这家四川人(余家)将我女儿害了。”多年来陈翠各一直这样以为。

　　陈翠各以为警方太无能了，“为何将已经游街的杀人犯给放了？还是四川人有钱呀。”

　　1986年10月17日，亢林娜出身，生母由于大出血不幸身亡。当时28岁的陈翠各一直没有孩子，就将邻村的亢林娜抱养了过来。

　　“女儿很听话，长大后有什么事情都会给我说的，她不是和四川人(指余路平)谈恋爱。有一次那个媳妇(张秀芳)给我的侄女提出过，要将盼盼(亢林娜的小名)给她当儿媳妇，我没有赞成，因为我们没有儿子，要招个上门女婿。”

　　陈翠各一直以为是自家没人，所以有钱的余家才将人“活动”出去了。

　　亢林娜遇害后，依照当地乡俗，和邻近一死亡男子结成“鬼亲”。男方家买来新衣服和棺木，将亢与“这个30岁的男子以夫妻名义合葬”。

　　“由于埋葬的地方很偏僻，翠各每年烧纸都找不到地方，必需要让男方家领着才干找到墓”，陈翠各的一位邻居告知记者。他们也不懂得，“他们就是凶手，当时已经游街了，咋又出来了。”

　　亢林娜遇害后两年，疼爱她的爷爷、奶奶也相继逝世。陈翠各的丈夫买了辆灵活三轮车收破烂，他们还有一个亲生女儿，已经上高中了。

　　“如果不是他们(余家)杀了我的女儿，找到凶手，我愿意替国家赔偿他们。”停止采访时，陈翠各这样说。

　　当事另一方的余家人日子也不好过。

　　获释后，由于不能在韩城市再待下去，三人到临潼投靠了戴书建。2007年2月，一家三口回到了重庆市长寿区老家。

　　4月14日，余路平在电话中告知了他们一家的近况。回家后，余路平就和邻村的一位姑娘结婚了，一家的生活因为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出世捉襟见肘。今年53岁的余治安去了工地打工。余路温和媳妇在重庆郊区卖烤肉，一对女儿交给了丈母娘看管。

　　最令余路平不放心的是母亲经常打来的电话，“她看到路边有警车经过或听到警笛声就心慌”。

　　“我愿望能早日得到赔偿，爸爸就不用去工地打工了，也有钱给妈妈看病了。”余路平说。

　　对于一些执法人员的质疑，“和亢谈对象，为何连女友姓名都不知道”。余路平说，当初只知道她叫盼盼，姓名确切不知道。

　　他还愿望盼盼的父母能过得好一些，尽早忘掉这些伤心事。

　　■相干新闻

　　“疑似强奸”错关402天

　　蒲城3少年各获国家赔偿5万

　　2003年9月8日，年仅15岁的蒲城县兴镇村民李某、16岁的蒲城县三合乡村民韩某和16岁的蒲城县兴镇村民马某，因为涉嫌强奸、抢劫一69岁老太太秦某，被蒲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随后3人以“抢劫强奸犯”的身份被游街示众。

　　同年10月13日，被蒲城县检察院批准拘捕。11月10日移送蒲城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因为3人翻供，蒲城县检察院两次退回公安局补充侦察。

　　2004年10月12日，蒲城县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书。

　　2天后，3人被无罪释放。3人随后委托律师骆裕德向蒲城县检察院提起国家赔偿申请。

　　蒲城县检察院、渭南市检察院和渭南市中级法院，以3少年“故意作虚假供述”为由，均谢绝给予赔偿。3少年不服，后向省高级法院提起申述。

　　2011年4月初，3少年拿到陕西省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书(<2010>陕赔他字第00006号)，省高级法院决定蒲城县检察院赔偿每人5万余元侵占人身自由赔偿金。

　　《国家赔偿法》门槛还是有点高

　　——蒲城三少年代理律师谈申请国家赔偿

　　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律师骆裕德，一直代理着蒲城三少年国家赔偿的案件。“在收到省高院的赔偿决定前，当事人家眷已经对我不抱有愿望了。”骆裕德说。4月15日，华商报记者对骆裕德进行了采访。

　　华商报：开端接手此案时，你有把握吗？

　　骆裕德：说实话，真的没有。

　　华商报：后来是否看到愿望？

　　骆裕德：我一直关注国家对于《国家赔偿法》的修改。我也注意到，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陕西省高级法院院长安东，曾经牵头和30名代表一起呼吁，尽快修改《国家赔偿法》。

　　我想，“韩城父子强奸杀人疑案”和“蒲城县三少年疑似强奸案”最终能得到公平的结果，和高级法院领导的司法理念是分不开的。

　　据我所知，高级法院一次性作出上述好几件国家赔偿案，是有很大压力的。法院毕竟要调和各方面的关系。

　　华商报：此案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骆裕德：赔偿责任机关，有错必纠自觉实行赔偿责任的观念，还有待增强。在渭南中院和省高院屡次的赔偿听证会上，蒲城县检察院人员一直在强调，是因为律师作梗和看守所管理疏漏，才导致3被告翻供的。还以为如果给这样的人赔偿，如何给当地老百姓交代。

　　但绝口不谈，既然以为3少年犯法，又为何两次起诉，两次撤诉，最后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呢？还有，蒲城县检察院以3少年故意作虚假供述而作为免责不赔的理由，却始终未向法庭出示充足证据。

　　华商报：此案最终取得胜诉，除了上级法院公平执法决定赔偿之外，还须要什么因素？

　　骆裕德：还须要当事人坚信法律和锲而不舍的精力。许多人因无法蒙受时间、精神、经济上的耗费和折磨而中途放弃。很少有人能像蒲城案3少年亲属用5年多的时间，走到申述而且是再次申述这一步。

　　“蒲城三少年疑似强奸案”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当事人的叔叔韩某“非要一个公平”，在支持着我们，法律最终给了他们一个说法。

　　华商报：上述案例用的都是1995年的《国家赔偿法》，你以为新《国家赔偿法》实行后，两案当事人还须要走这么长的路，破费这么长的时间吗？

　　骆裕德：我想，当事人还须要付出必定的时间和精神。

　　新修改的《国家赔偿法》刑事赔偿的程序规定上，虽然去掉了先由赔偿责任机关确认的前置程序(除有生效的法律文书外)，也对具体实行赔偿有了时间规定。但必需先向赔偿责任机关申请赔偿，再向其上级机关申请复议，最后才干申请该上级机关的同级法院决定赔偿的程序规定，仍然没有修改。显然一路关卡太多，门槛还是略高。

　　我以为《国家赔偿法》应当撤消向赔偿责任机关申请赔偿和向其上级复议的程序。因为当初设置这样的程序，是为了让赔偿责任机关有错必纠，自觉赔偿。但实践证明，赔偿责任机关，往往不会积极自动实行赔偿责任，其上级机关最终复议保持不赔的也居多。

　　当事人在这两个程序中，基本是耗时费心，一无所获。故建议立法机关，能否将国家赔偿法再进一步修改为，当事人可直接申请中级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赔偿，并将省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设定为二审程序。这样既可以减少当事人的诉累，保障救援权利，也能保证司法机关公平、高效的执法。

　　所以说，《国家赔偿法》的修改，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完美的进程。任重而道远。

　　■本报记者 崔永利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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