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林彪的出走，看似轻松潇洒的毛泽东其实心中有着无可奈何的彷徨。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怎会对他有所背叛？自己发动的“文革”怎么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生于楚地的毛泽东，对乡土一往情深，乡音终生不变，饭桌上又总是摆上一碟湘味辣椒，返乡祭祖，诗兴绵绵，尤爱《楚辞》，常读不辍，书架上放着《楚辞》的各种版本，南巡到了安徽，还不忘借来朱熹的《楚辞集注》一读，和随行者张治中说：“你读过《楚辞》吗？”“这是部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时，赠送他一部《楚辞集注》，此书因而名闻天下。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2月31日，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接到注释屈原《天问》和柳宗元《天对》的任务，朱永嘉他们将《天问》、《天对》排成一问一答的方式，加以注释，印了十五本上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天问》是屈原作品中一篇奇妙之作，艰深难读；《天对》是唐代柳宗元取《天问》之言，随而对之，是我国历史上针对《天问》所问进行应答的唯一作品，也是颇不易读的奇文。毛泽东把相距千余年的隔代问答，集于一起御批令人作注，这恐怕不是阅读欣赏的需要，而应该是别有寄托的吧。

《天问》是屈原作品中长篇巨著之一，比《离骚》少了一节，全文共九十二节，三百七十五句，凡宇宙起源、自然界雷电洪水等现象、神话传说以及王朝的兴衰，发出了一百七十二问，从史前远古一直问到作者的当代，刘勰称之为“诡异之辞”、“谲怪之谈”。其中好些问题都问得令人费解，可谓怪问，让人听了也瞠目结舌。虽然是有些怪问，但如果把屈原和他同时略相先后的邹衍、黄缭、惠施、庄周等思想家相比较，就可以知道他的挑战性的发问，乃是时代使然。

《天问》问世之后，为之第一个作注的是汉代王逸的《楚辞章句》。王逸作注时对文本虽然作了整理，但就其排列次序而言，前后次序颠倒错乱，互相交叉，历史时间顺序杂错而置。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后人往往调整它的章节结构，清人屈夏作过不少调整，近人郭沫若作《天问今译》时，也作过一些调整，但注释都是沿着王逸之说。当年市委写作组为毛泽东作注释的本子即采用王逸的《楚辞章句》，经复旦大学顾易生、王运熙、章培恒三人注释而成。

原来《天问》可能是有序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杂乱的状况，一种解释是可能由于错简的关系，使它变成无序的了。对此，王逸有着另外的解释：“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旻昊，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卷，休息其下，仰见图书，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叙云尔。”

王逸的这段话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此文的题目为什么是“天问”而不是“问天”，因为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二是《天问》是题画诗。屈原在流放途中，见到了庙堂寺宇的壁画，触动了他的情绪，唤起了他的想象力，呵壁发问，随见随问，随书壁上，没有预作布局构思，只是题画而已。那时同情他的人，把诗辑成定本，所以文义不甚有次序。注《天问》者莫古于王逸《楚辞章句》。王逸与屈原生活的时代相距四百余年，对那个时代应该还是有印象的。故“题画”之说是有可信之处的。现代考古发现证明，楚文化中的绘画，在战国时代的确有着辉煌成就，长沙楚墓中出土有竹简毛笔，有缯书，有帛画，有彩漆雕版和其他彩绘漆器。楚帛画《妇人龙凤图》最有代表性，具有神人通天的神话意味。

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在楚怀王时任左徒，其地位仅次于大司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对外则“出号令”，同时又能应对诸侯的使节。楚怀王很信任他，让他成为怀王的代表来“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楚国的内政外交，都放手让屈原参与其事。因此他在《九章·惜往日》中说：“昔往日之曾信兮，受命望以昭时”，在人们的心中成为“口含天宪”的人物。楚怀王要屈原造“宪令”，有些变法的意思，草稿未成，上官大夫靳尚“欲夺之”，屈原不给，靳尚在怀王面前谗谄屈原，怀王不明是非，怒而疏远屈原。屈原由此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离骚》是屈原中年的作品，《天问》则是他晚年作品。屈原被罢黜以后，楚怀王在内外政策上一再失策，多次受秦使张仪欺骗，尽管屈原反复提醒他，但始终无效。秦昭公欲会楚怀王，屈原对怀王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但是怀王的小儿子子兰，不但不陈述利害，反而还劝父亲去，结果楚怀王受骗上当了，他被骗到秦国，最终死在那里，这对楚国来讲是奇耻大辱。楚怀王死了以后，顷襄王立，以其弟为令尹，这人正是劝楚怀王去秦的子兰。这样，屈原就更无立足之地了，于是他再一次被流放到江南。

对屈原在《天问》发出的一百七十二问，我们虽然难以作一个详尽的介绍，但可以从中发现屈原问难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站在受苦受难者这一边提出各种责问的，这一特点大概和屈原自身不公平的遭遇有关，所以其立足点总是站在弱者或受难者一边，为他们鸣不平。从这一角度来讲，屈原敢于向权贵挑战，敢于向一切权威的思想和代表人物挑战，是了不起的，这一点也正是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地方。如《天问》中围绕洪水问题，讲了尧与舜，以及鲧与禹之间的关系，这里面最不幸的是鲧，因为治水失败，被尧判了刑，舜登基后又把他列为四凶，流放到羽山，使鲧一时成为历史罪人。屈原一反传统看法，认为鲧治水失败的责任在于尧的决策，而舜对他的处罚缺乏事实根据，刑罚不当。屈原为鲧翻案，表面上是为鲧这桩历史陈案申诉，实际是为自己申诉。在《天问》中，屈原抱打不平，向历史挑战的事例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