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网夺冠，李娜已经成为亚洲女子网球的一姐，但对于她的讨论，更多还是集中在她“单飞”的身份上。“单飞”的李娜获得的胜利，引发了更多对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探讨。李娜的团队每周开销超过5万元人民币，这笔钱要用来聘任合格的教练、医生、体能师，还要满足她全球参赛的旅行开支。要单靠竞赛奖金承担如此开销，唯有世界排名前50位的球员才干做到。看起来，“单飞”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但我们是否也具备让更有本领的运发动“单飞”的土壤呢？

　　靠竞赛奖金自给自足并不容易

　　孙嘉晖：从闯进法网4强开端，娜姐的奖金就开端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4强的奖金为30万欧元，打进决赛，奖金就能翻番达到60万欧元，获得冠军更是达到惊人的120万欧元(约合1138万人民币)。这笔巨额奖金该如何分配？对此，连美国媒体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致，他们甚至精确地知道：“单飞”前，李娜要上交65%的奖金收入，现在则是12%。

　　网球的“单飞”新政始于2009年，即国家不再负担运发动征战职业竞赛的各项费用，同时运发动奖金收入的上交比例也大为下降。这一政策极大地调动了运发动的积极性。

　　黄越滔： 除了足球、篮球等职业化发展较为成熟的项目，像游泳、田径等项目，大部分运发动的收入不高。一些成就相对普通的运发动，他们的收入主要就是专业队的工资和奖金，这其中还分了很多等级，等级则与运动成就挂钩。据我了解，相似游泳、田径这些还属于专业队管理制度下的项目，能进入全国前8名的运发动，月均收入大概5000元，加上竞赛奖金，全年总收入也不会超过8万。当然，如果拿到全国前3名，或者在国际赛事上有所斩获，他们的收入也会相应递增。

　　近年来，一些非职业化运动队开端尝试商业化操作，比如寻找资助商，这种做法或多或少也能让运发动受益——至少可以享受来自资助商的奖金。

　　张健强：李娜自己也说过，最舒畅的方法就是待在国家队，一切都有人为你部署好，衣食无忧，只不过竞赛奖金自然拿得少。我以为，她想单飞，自然是有更高的寻求，因此她须要适合自己的训练师，并依照自己的意愿来部署训练和竞赛日程。

　　想要这样的条件，自然就须要付出更多。实际上，欧美大部分的体育项目，特殊是职业化很成熟的项目，运发动都是自己造就自己的。

　　孙嘉晖：“单飞”新政的出台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金花有着不错的表示，李娜闯进女单4强，而郑洁/晏紫获得女双铜牌。一方面，运发动在国际大赛上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同时有“单飞”的诉求；另一方面，网球管理中心也尝试着与国际接轨，让中国选手真正实现职业化。

　　即便如此，当时仍然只有李娜、郑洁、晏紫和彭帅4人选择了“单飞”，其他运发动都对繁重的经济压力望而却步，不愿选择“自信盈亏”。上述4人全年征战WTA巡回赛，一年下来的开销接近人民币500万元，基本上就等于全年奖金的数额。她们真正的个人所得来源于商业资助和代言费。

　　据了解，女子网球选手只有跻身世界前100名，才干实现自给自足。像张帅、韩馨蕴、鲁晶晶等几位小花，目前还是依靠国家赞助参加国际赛事，奖金寥寥，没有好成就，商业价值也不高，基本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单飞”风险太高。

　　奖金上交该交给谁？

　　黄越滔：奖金收入的上交比例，各个项目之间是有差别的，我在专业运动队时也经历过相似的情形。我当运发动时属军队管理，随着国家开端实施双计分制度，军队的运发动开端得到更多竞赛机遇——例如各地的省运会、市运会以及4年一届的城市运动会。参加完这些竞赛后，运发动和队伍各得50%的奖金，比如一枚广东省运动会的金牌奖金为10000元，我最终只能拿到5000元。教练告知我们，我们是军队造就的人才，参加地方竞赛的奖金当然也要由军队统一分配。

　　孙嘉晖：事实上，外国运发动出战职业赛事，基本上都是以个人身份，而非代表某个协会或者组织，所以他们并不存在向谁上交奖金的问题。

　　但中国运发动的培训系统比较特别，目前大多数项目还是由国家出资培训、出战国际赛事。从这个角度讲，上交部分奖金也算是一种“反哺”，即对这项运动的发展和年青选手的培训给予资金支撑，无可厚非。

　　张健强：当初姚明前往NBA时，也有风闻说他须要上交收入的一部分，但后来这件事情大家都绝口不提，我信任姚明也不会把钱给篮管中心。

　　姚明是体制内造就起来的运发动，但负责造就他的也是基层的系统，比如体校、地方体育局，要求姚明把钱交给篮协，就说不通了。名义上，国家体育协会是代表这项运动，但这不等于对金钱和运发动都拥有所有权。要交的话，也得交给真正造就运发动的单位，这样才干让基层的培训体系有一个良性的循环。

　　事实上，全国性的体育协会跟运发动分奖金，“摘果子”的成分更大，因为运发动如果达不到必定水平，根本不能进国家队。国家队须要这样的运发动，却堂而皇之说“造就”，有点“越位”了。

　　黄越滔： 我的青春岁月就是在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管理下渡过的，总的来说，我应当属于举国体制的受益者，所以我从来不以为这种模式是错误的。但我也以为这种管理模式存在很多弊病，须要完美和转变。

　　我们是国家造就的人才，从进入运动队开端，家长就不须要为我们的训练费、伙食费费心，几乎所有因为训练产生的花销都由国家负担，这也算是一种福利。所以，我几乎从没有听到身边那些要和队伍分享奖金的运发动有什么埋怨。只要分配的制度是合理的，在大家都能接收的范围内，我想运发动是会乐意接收的。

　　不是所有项目都适合“单飞”

　　孙嘉晖：法网停止后，李娜表达了自己对举国体制与“单飞”的意见，她以为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单飞”，也不是所有项目都适合如此改革。

　　举国体制的胜利是已经被证明了的，包含美国、俄罗斯、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经过多年的摸索后，在个别项目上又重新回到了举国体制的老路上。这也说明，一些运动项目由于存在参与度低、欣赏性不强、风险大、造星难等天然劣势，很难实现职业化和商业化，没有国家扶持，生存尚难，谈何发展？

　　以中国的铁人三项运动为例，目前国内从事这项运动的人不过百人，没有文化沉淀，国际战绩平平，没有商业资助，未来发展无门；但这是一个奥运项目，在中国有存在的必要，国家扶持是其存在下去的唯一途径。

　　张健强：我想举国体制应当有更普遍的定义——每一个运发动都是国家的一分子，如果他们自己投入造就自己，然后投身于这项运动，这也是一个更加普遍意义上的“举国”。

　　我以为，各单项协会不但不该收这些运发动的钱，反而应当在某些时候赞助他们，把职业体育更好地融入社会中去。长期集中训练，出成就的只有一两个，更多人默默无闻，这是对人才和金钱的糟蹋，不是当今体育应当倡导的方法。

　　黄越滔： 在李娜获得法网冠军后，我有很多感想，所以在微博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在摆脱体制约束后，我竟然无法清晰地解释什么叫‘举国体制’。我甚至坚信，很多体育圈的年青人和我有同样的经历。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悲痛。体制之下，大多数运发动不理解选择，更不懂对抗。”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虽然我的梦想都依靠举国体制的辅助得以实现，但并不能掩饰其中的弊病。不论今后的改革从何处下手，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让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有更多的沟通，制订出来的政策要让被管理者佩服，才可能达到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