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训练因“挨揍”事件被迫终止，舆论压力下队伍集体封口——

　　特权思想令短道队身陷被动

　　中国短道速滑队于6月9日晚从昆明回到北京，预定两个月的高原训练被迫终止，因为6月6日端午节夜里发生的那起“集体挨揍”事件，使得中国短道队目前已无法在昆明继续正常训练。

　　媒体追踪和舆论压力打破了短道队本该镇静的高原训练生活，但这并非完整由“挨揍”事件本身引起，以冬奥会冠军王濛为核心的中国短道队在事件发生后的一系列言行，很大程度上不能与其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的身份相符，这使得很多本来同情短道队的旁观者的态度，发生了180°的改变，媒体和社会舆论中对短道队批驳的声音渐多，短道队的威信急剧降低。这次事件发生后，中国短道队领队王春露曾表现，要在队内进行反思教育，但这种亡羊补牢式的补救措施能否教会运发动除了在赛场上夺取金牌之外，更要以平常人的姿势融入社会，学会妥当应对生活中的突发事件,还是个疑问。这也反应出当前中国运发动造就机制的一个致命缺点——造就出来的是运动机器而非具备全面素质的人。

　　事件发生在丽江古城，事件的全进程均被街头监控器拍摄下来。丽江市有关方面在6月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全部事件进行了介绍，短道队不知古城夜间不能大声喧哗、巡防队在执法时没有对相干的规定作出详细解释、短道队和巡防队均指认对方先动手、短道队员在医院态度不好并以世界冠军身份要求入住单间病房等事件细节都被披露出来，但丽江市有关方面公开的监控录像画面隐约，无法断定双方义务。

　　对于殴打短道队员的丽江古城巡防队，丽江有关方面作出了严正处置的决定，中国短道队还要求巡防队员抱歉。

　　云南省和丽江市有关方面在事件发生后对短道队进行了慰劳，但没有人公开提及短道队在这起事件中应承担怎样的义务。

　　不过，云南媒体也在报道中称，王濛在接收警方调查时，曾以自己人大代表和奥运冠军的身份，谢绝与警方配合。

　　这些事件细节经报道后，引来了媒体和舆论对短道队的强烈批驳和责备，作为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最光辉的一支团队，中国短道队正遭受空前的舆论压力。

　　在事件发生3天后，中国短道队突然中止了高原训练返回北京，无疑是想分开这起事件的中心肠带，自动给媒体和舆论的强烈关注降温。目前，中国短道队谢绝再就此事接收采访。也许再过几天，这起事件就会在舆论层面平息下来。

　　但这起“集体挨揍”事件远未到画句号的时候，中国短道队即使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在事件中应当承担怎样的义务，也至少应当在内部进行深入反思。

　　在节假日饮酒作乐，这本是人之常情；遇到态度野蛮的执法队员，人们也常会发几句牢骚——在这些方面，人们不会也不应要求短道队员具有过于神圣的人生姿势和风姿。问题是，在这起事件中，中国短道队员有自恃冠军身份扩展事态并要求特权待遇之嫌，而忘却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和公众人物所应承担的社会义务。

　　但这也可能是中国短道队员，尤其是领军人王濛的真性吐露，在他们的意识中，本来就是把身份与待遇相连。他们经苦苦尽力获取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身份，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这些身份所能享受的各种待遇。他们可能并不清晰，也没有人辅助他们去懂得这些身份在直接与各种待遇挂钩之外，还代表着怎样的社会义务。这其实是运发动造就方法的缺点，因为中国的绝大多数运发动，从初中阶段开端即进入集体管理的封闭环境内，取得运动成就为唯一目的，文化、道德和艺术等各种基础教育的内容，已完整依附运发动的自觉性去获取。

　　近几年，涉及体育界的恶性治安事件并不少见，就在短道队遭受“集体挨打”事件的前几天，前著名国手、现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孔令辉就醉打了某停车场保安，而更早之前，另一名乒乓球国手王皓也曾醉酒伤人。

　　当个人的理想完整树立在待遇和物质诱惑的基础上时，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乃至人大代表的身份，代表的往往只是利益和虚荣，所谓的社会义务只会被运发动抛到脑后，这无疑是中国体育界的悲痛。(记者 慈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