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际足联“未来之路”裁判培训班近期在上海开班。国际足联指派了5名讲师来到上海，其中包含曾执法德国世界杯的新加坡籍著名裁判员沙姆苏尔·麦丁。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名裁判员接收了培训。这，仅仅是中国裁判通向世界舞台的开端。

　　其实，反赌扫黑后，中国高级别足球竞赛场次在不断增长，而裁判员的缺乏，成了足协头疼的一件事。一项为难的数据对照，可以说明问题：目前，在中国足协注册的裁判员只有2万人，而这个数字在日本高达23万。

　　除了足球裁判人口基数的差距外，我国裁判的执法才能，也有显著不足。在日本注册的裁判中，大都是从12岁开端执法足球赛，试想，当这些孩子到20岁的时候，已是身经百战，他们对照赛的驾驭才能，自然比我国这些20多岁才开端学习裁判业务的人选要好得多。

　　因此，摆在中国足球裁判面前有两个问题急需解决，一是，裁判员人口；二是，青少年对当裁判的兴致。

　　今年30岁的王迪，来自上海，他是中国最年青的国际级裁判之一。王迪以为，目前我国踢球的人数越来越少，直接制约了中国裁判员的数量。

　　王迪介绍，对于裁判员的造就，多年前有一些好的办法，现在可以重新做起来。比如当年的“新民晚报杯”足球赛就是上海足球裁判的摇篮。“那时候，新民晚报杯的主办方规定，每支参赛的球队，必需有一名小球员学习裁判知识。我就是从那时起造就了对执裁足球竞赛的兴致。”此后，王迪一步步走上大赛舞台，执法中超联赛，当上国际级裁判。

　　一般一名裁判从初级到国际级，而后提升精英裁判，最后才干执法世界杯，全部进程须要相当长时间的磨练。而中超联赛的水平直接影响中国裁判迈向世界舞台的脚步。“世界杯上，欧洲和南美的裁判特殊多，因为他们的联赛水平高，裁判员被认同的程度自然也很高。这是目前中国裁判无法企及的。”

　　当然，像欧洲的英国、亚洲的日本，裁判员是职业化的。一名英国职业裁判年收入大概在150万元人民币左右，是英国普通百姓的四五倍，日本裁判的年收入也有100万元人民币。而在中国，很多裁判员是大学教师，他们在业余时间执法竞赛。“参加一场中超竞赛的收入，大概是1000元，但出差一次，要向学校请假三天，按每天200元计算，执法一次竞赛，要扣除600元工资。这样一来，到外地执法一次中超竞赛，净收入也就400元。”不少裁判员表现，在中国做足球裁判，完整凭热忱。

　　“在世界杯舞台上，何时再有中国裁判的身影？”面对这个问题，王迪面露为难之色，“虽然自己有信念，但方方面面的问题要解决，并非裁判员一己之力能够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