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前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通过网络曝光了他在去年10月写给上级领导的“上书”，内容精辟而切中要害。

　　他以为，突然叫停2001年反黑风暴的“机遇主义”直接造成了此后足坛的“无政府主义”，同时指出其他项目也不清洁。他开出了两剂药方：一剂是问责制，另一剂是体制改革。

　　笔者见过的国家体育总局任何一个管理中心的主任来地方，均由地方体育局局长作陪，入住五星级宾馆，一派官僚作风，根本不把为国家输送人才的地方管理中心官员放在眼里，地方体育官员无不对其唯唯诺诺。如果体制不改，体育界离涌现“天价茅台”的日子不远了。

　　国家体育总局20多个管理中心的头头官居厅级，对上可以索项目、要资金，对下可以权力寻租、摆威风。加之寄附于其上的宏大的利益阶层，可以想象，体制改革举步维艰。

　　然而，问责制是可实施的。譬如足球出了问题，杨一民、南勇、谢亚龙将要面临审判。又譬如，在2001年掀起的反黑风暴，是谁叫停的？叫停的目标是什么？这个责必定要问！如果不问，在最近这场足坛的扫赌反黑风暴是不是也可以因某种群众不可知的原因而被叫停？如此重复，中国体育界何时安定？

　　笔者并不以为体育界是中国最丑恶的一个行业，但这个行业的关注度极高，其影响甚于任何行业。所以，体育界的问责制势在必行。

　　若问责，各管理中心的头头“下乡”也不敢端架子、开财源、捞好处、做官样文章，而是办实事了。

　　问责制其实是改制的前奏，一旦问责制落到实处，体育改制就水到渠成，纲举目张。

　　问责真要进行下去，体育界也要不怕痛，如果瞻前顾后，左右逢源，八面玲珑，问责则成了口号，世相如故———那只好等着老百姓唾骂，成为泄愤的对象吧。

　　·谷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