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迪凡 郭丽琴

　　“独立学者”大闹世界银行发布会，这让世行《2030年的中国》（下称《报告》）报告在华所引起的一些争议找到了情感宣泄口。

　　昨天上午9时15分，世行驻华代表处，姗姗来迟的世行行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为自己嗓音沙哑表现抱歉，惯常的寒暄让在座媒体认为这又是一场中规中矩的发布会。

　　“非常负疚，我不得不打断记者招待会。”一名身着深条文毛呢质地西服套装的男子走上前台，向包含佐利克在内的四五名世行工作人员散发材料——《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WB，Go Home with Your Poison！）》。

　　这个自称独立学者的奇男子名叫杜建国，他的大方激昂一度让与会者手足无措。在几名女性工作人员劝告无效的情形下，外籍男性保镖登场拖走了他。

　　杜建国高呼国企不能私有化，痛斥华尔街都是骗子，依稀让人看到了那些反对“1%”的“占据华尔街”抗议者的镜像。

　　佐利克并没有吹胡子瞪眼，而是说一份好的报告都会引起争议。

　　佐利克所说的报告是指《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发明力的高收入社会》（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其中浓墨重彩地谈到了关于中国国企改革的建言。

　　这引发了中国学术界的探讨，也引来了杜建国。

　　当《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与他对话时发现，对于诸如“非公36条”这类宏观经济范畴的术语，杜建国似乎并不熟习。

　　然而，环顾左右而言他并不影响这名“善于西方近现代史/经济思想史”的独立研究人士为“保卫国企”疾呼。

　　他“善于媒体操作”

　　昨天，佐利克出席世行于北京召开的媒体会晤会，介绍《2030年的中国》，这份课题报告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行27日共同发布。

　　佐利克刚刚讲了个感激的开头，一名不速之客闯了进来。

　　“我还认为他是工作人员呢。”一名与会人士对本报记者说。

　　“我必需要打断下发布会了。”杜建国高喊，“我们不须要美国那样进行银行的私有化，华尔街就是一群骗子，他们祸害了美国，现在他们又要来祸害中国，我们没有理由接收他们的毒药。我不能许可他们再来祸害世界。”

　　保安人员将他“请”出了会场，“我是独立学者杜建国”余音绕梁。

　　和佐利克的淡定一样，他身边的女翻译也全程尽职地把杜建国所言翻成英语。

　　佐利克调侃道，自己曾是美国贸易代表，反抗议司空见惯。

　　他说，中国的改革正在触动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包含一些垄断企业，因此引发反对很正常，“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报告》引起争议，好的报告都这样。”

　　但他强调，中国政府关怀的是宽大人民的利益，改革的决策权始终控制在中国政府手中。

　　发布会开端照常进行，但杜建国并没有分开，他在世行驻华代表处所在的国贸大厦2座楼下期待媒体。

　　他告知本报记者，自己是山东淄博人，“虽然我没有念大学，但是2008年~2011年在环保部下属的《绿叶》杂志做编辑，是破格录取，目前给两家网站做顾问，善于西方近现代史/经济思想史，政治学，以及媒体操作。”

　　热门话题

　　在杜建国的公开信中，其争辩的主要目的指向了世行在中国国企改革方面的建议。

　　《报告》指出支持中国未来二十年发展的六大战略，包含通过构造性改革巩固市场经济基础，加快创新步伐，抓住绿色发展的机会，让所有人享有均等机遇和基本保障，树立与政府职能改变相适应的可连续财政体系，以及与世界形成互利共赢的关系。

　　《报告》提出，应加快推动国有企业股权证券化。

　　据其预计，国企在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可能将从目前的27%降低到2030年10%左右。为达到此目标，须要重组国有企业部门，拆除竞争性行业中垄断和寡头垄断企业，在必需实施垄断的范畴中引入必要的监督，以确保市场力气不被滥用，亦不会成为对经济的拖累，此外，还需下降所有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壁垒。

　　“许多专家都有这样的共识，即中国的国企从许多方面获得了收益，例如其得到的便宜融资以及其收益留存等等，并进步了中国的储蓄率，但并没有使得老百姓受益。”佐利克表现，“所以要想下降中国储蓄率，使民众获利，国企须要将红利返还给社会，这样做须要进行构造调整。”

　　佐利克还以为，中国经济三十年来已经从出口部门获益，但服务业须要进一步改革调整，这样才可以打破垄断。

　　“当然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对于这个会有抵制，这在日本、美国和欧洲都有先例。”他说，“但是我并不期望中国实现大爆炸（big bang）式的改革。”

　　佐利克表现，中国的改革过程，都是从地方开端，再到更慷慨面的改革。他信任下一届中国政府还会推动这样的改革。

　　对话杜建国

　　世行谈到的国企返还红利正是近年来外界对于“共和国长子”连续呼吁的核心。

　　根据预算部署，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即央企红利为844.39亿元，2010年央企实现净利润9905.02亿元。

　　2007年底，国务院肯定了央企依照企业合并报表净利润8%的综合比例上交国有资本收益，其中资源类企业按10%、一般竞争企业按5%上交，军工和科研企业暂缓3年上交(2009年度开端上交)，2010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展央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行范围，将资源类企业上交比例晋升至15%，一般竞争企业晋升至10%，军工和科研企业保持5%的比例。

　　依照财政部此前所供给的数据，2007至2009年，共收取包含国资委监管央企在内的央企红利1572.2亿元，其中2007年试行阶段为139.9亿元；2008年为443.6亿元；2009年为988.7亿元，包含电信企业重组专项资本收益600亿元。

　　2011年，国资委相干负责人接收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央企上交五成红利行不通。

　　依照国资委的公开说法，国企资产实际上是属于国家、属于人民的一笔储蓄，如果以后国家须要钱，完整可以取出来使用。

　　当本报记者与杜建国谈起一系列争议话题时，发现这是一场吃力的对话。

　　“两会将至，很多代表提出央企并没有将利润惠及全民？”本报记者问。

　　杜建国的答复是：“国企老诚实实地交税，这就是惠及全民的一个表示……下一步，我们应当要求它们做得更好，还须要上交一部分利润。现在政府对国企的政策不如私企，政府对私企偷漏税基本是不管的。”

　　在答复“非公36条”落实难的问题时，他的答复更加发散。

　　“既得利益这个词用在国企身上不太适当，国企现在做大做强，主要是依靠自身的尽力和竞争优势，而不是政府的优惠和垄断位置。”他说，“高速列车范畴私人企业表示欠佳，没有技术储备，当然竞争不过南车北车这样的国企啦？南车北车垄断了中国的高速汽车范畴，因为人家就有这样的实力；潘石屹能去造飞机吗？不让你去造吗？你没本领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瑞在接收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现，这份报告有一些合理的地方，比如强调了对国企的监管，对于国有资产改革的推动。

　　“但提出通过国企重组搞大规模的非国有化，仍须要小心，当前的国企确切要做构造性的调整，但不可能做大规模的退出，以往造成国有企业退出的国企与市场经济不适应的问题其实已经解决。”刘瑞表现。

　　国企在哪些范畴应当退出，这并非佐利克所能费心，他能说了算的就是自己要退休了。

　　在这个世行行长换届在即、“美国人世袭”引发他国不满的时点，佐利克在发布会上再度审慎回应这一话题。

　　他表现，自己要全力以赴地在任期停止前完成好工作，而世行的执行董事会已经开端了继任者的遴选进程，在这个进程中首先会有提名，大概在未来四周的时间里，由股东国通过投票的方法来选择下一任行长。

　　关于是否同中国政府交换了意见，佐利克表现，那须要中国政府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