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闻涛

　　经济增加过度依附投资、投资行为过度依附政府、政府融资过度依附银行，这三个“过度”加上史无前例的国际金融危机，共同培养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乱象。虽说解决三个“过度”都非朝夕之功，但要治本就不容躲避一些症结问题。

　　改变经济增加方法

　　中国经济现在好像存在一个循环：大批投资形成宏大的产能，在国内需求无法支撑的情形下必需找外需，于是净出口快速增加；出口换来外汇，结汇形成多余流动性，成为继续扩展投资的动力。如此往复，生生不息。扩展消费是打破这个循环的不二法门，这是改变经济发展方法的应有之义，惟此方能解决第一个“过度”。

　　然而，许多投资乃是经济发展所必需，在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当中，投资仍会占领相当大的比重，即便是消费所占比例扩展，情形也会是如此。在这种情形下，下降政府的参与程度或许是可行之道。

　　让政府少参与投资

　　地方政府太爱好投资了，这是融资平台数量多的主要原因。据中国人民银行供给的数据，截至2010年年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万余家，较2008年年末增加25%以上，其中，县级（含县级市）平台约占70%。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个数与地方经济发展程度亲密相干，通常地方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个数就越多。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个数占全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总数的比重接近50%。虽然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量相对较少，但县级平台占比较高。中部地区的湖南、江西两省县级平台占比均超过70%，西部地区的四川、云南两省的县级平台占比近80%。

　　政府主导投资的好处是决策效力高、整合资源速度快，坏处是容易疏忽商业可连续原则，不计投入产出的合理性。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虽说喊了很多年，但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处处可见政府的身影。政府投资往往斟酌的是对当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而疏忽未来的市场需求，这种投资行为与银行融资相结合，其结果可想而知。因此，投资行为中少一些政府的过度参与，有利于理顺融资体制。

　　让银行与政府疏远

　　第三个“过度”涉及到政府与银行的关系。应当说，随同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银行与政府的关系逐渐疏远。早些时，银行实际上是政府的一部分，中央银行分配信贷额度，计委肯定投资项目，商业银行在资金上面给予配合。

　　商业银行的设立，分清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中央银行法》的颁布，离开了央行和财政的关系。经过两轮改革，我国已经树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体系。在最近一轮的银行改革中，路径设计者愿望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完美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构造，以董事会来束缚政府对于银行的过度干涉。

　　然而，改革者的良好初衷却遭受了现实的为难，他们低估了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先天联系，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进程中，各级政府与各级银行胜利对位，共同分享投资盛宴。商业银行追逐盈利最大化无可厚非，但在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合作的进程中疏于把关，并且带来风险，不能不说中国的商业银行还很不“独立”。

　　政府操纵大的投资项目，银行垂涎于大项目标商业机遇，在剧烈竞争的情形之下，要想让银行疏远政府不太现实，但对项目严厉把关总还是做得到，这无关理念，只是个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