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牟平养殖户在海滩上发现有相似原油的黑色物质，及时拍下照片。李娜摄

　　本报记者 刘红杰 李娜

　　在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中，不少渔民以为自己的损失因溢油造成。但因取证难、立案难，在维权的道路上，他们走得艰辛而坎坷。

　　刘凤林是乐亭水产养殖户集体诉讼的代理人。8月31日，刘凤林率领几名养殖户代表，前往天津海事法院起诉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索赔3.3亿元。刘凤林筹备了两份资料作为证据提交给了法院。一份是新华社关于河北京唐港浅水湾浴场发现油污颗粒，证实为蓬莱19-3油田事故漏油的报道；一份是乐亭县126户养殖户初步损失情形的统计表，表上有这126户养殖户的手印。

　　据刘凤林介绍，天津海事法院立案庭的董庭长说，证据不足，不予立案。依照法院的说法，如果要立案，还须要鉴定报告，还要有国家海洋局出具的带有公章的证明等。刘凤林和养殖户们筹备依照法院的要求，补充证据并再次起诉。

　　在山东牟平，渔民也遭受到了取证难问题。牟平区养殖户贺业才表现，他在海边看到成片油污，就跑到照相馆找人拍了下来，还用摄像机拍了短片，刻了光盘。“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就想多搜集材料，为起诉供给证据。”

　　法律界专业人士表现，要取得法院认可的损失数额，必需依靠国内威望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证实伤害结果和渤海溢油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比如国家海洋局以及农业部渔业局出具的鉴定报告。但由于国家海洋局和农业部尚未公布经济损失报告，因此目前渔民的民事索赔很难进入到诉讼阶段。

　　事实上，不仅仅是渔民遭受了取证难、立案难问题，就连专业律师也是屡屡碰壁。北京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贾方义告知记者，他所提起的渤海漏油环境公益诉讼在三家法院“都没有立案”。8月7日，他向海南省高院、青岛海事法院和天津海事法院分离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求中海油和康菲公司向公众抱歉并立即成立100亿元的赔偿基金。海南省高院直接电话告诉此案不予立案，青岛海事法院和天津海事法院均表现这是新型案件，领导要讨论。

　　“养殖户想告康菲非常艰苦。”7日下午，山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王建平说，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取证方面艰苦重重。养殖户盘算起诉，须要将具体损失形成的时间、地点、数量、金额进行取证。如果以为造成损失的原因是漏油造成的，那么就须要进行举证。

　　有渔民不解，“海上漏油了，俺的扇贝死了，怎么就不能要求赔偿？”业内人士指出，朴实常理意义上的证据，与法律审判意义上的证据，两者往往不同。渔民精通打鱼，但不善打官司，谁来帮他们收集并保持法律意义上的“证据”呢？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指出，养殖户因“证据不足”被法院屡屡拒之门外，从法律的庄严性和严谨性来说，这不是法院的义务，而是相干政府部门的义务。

　　漏油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养殖户们愿望有关部门早点取证、早点公布。

　　怎样的证据能获法庭采信

　　中国海洋大学一位海洋法专家表现，民事诉讼证据必需同时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该教授主持了中方律师团选聘工作。

    首先是合法性。

　　“国家海洋局的立案和调查取证工作属于行政主体行为，在合法性上不成问题。”但不消除康菲公司也追求国家海洋局认可的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油污检测。

　　该专家谈到9年前的天津塔斯曼海轮撞击漏油事故诉讼。彼时，天津市海洋局和外籍船东都指定中国海洋大学某第三方机构进行油指纹鉴定，鉴定结果却出自该机构的不同研究团队。“必定要避免涌现‘鉴定结果打架’的情形。”

　　其次是客观性。

　　国家海洋局下属研究机构的一位法律专家建议，国家海洋局的调查取证也须要获得独立第三方的支撑。

　　此外，是关联性。

　　就是要证明生态伤害确系康菲公司造成。国家海洋局副局长王飞此前表现，截至目前，辽宁绥中东戴河、河北京唐港浅水湾岸滩、秦皇岛昌黎黄金海岸浴场岸滩采集的油污颗粒全体或部分来自蓬莱19-3油田。但康菲中国公布的经第三方实验室鉴定的检测结果显示，上述辽宁、河北浴场的油样与蓬莱19-3油田油品不相近。

　　国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方国庆对此表现：“同一个油井，三天以上、不同溢油点漏油的油指纹都有误差，而国内油指纹鉴定受技术因素局限，误差较国外更大。当然，油指纹图形‘近似’就八九不离十，具有足够的证据效率了。” 

　　据《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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