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今年5月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正式施行，一场制止酒驾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截至6月30日，全国共查处酒后驾驶灵活车违法犯法行为4.5万余起，与去年同期相比降低39%，法律的威慑力对治理酒驾行为收效显著。

　　将酒后驾驶的义务后果由行政处分升格为刑事处分，彰显出政府加大对该行为惩处力度的决心，其最终目标是为了在宽大大众中培养出文明、理性的驾车观念和行为模式。目前，虽然有“酒驾入刑”的规定，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对法律视而不见。在笔者看来，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不可能期望在较短的时间内仅靠刑罚的力气予以塑造，文明、理性的驾驶行为要靠长期的教育和行为养成。

　　首先，“醉驾入刑”的处分是一种外在影响力。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对公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作为一种外在影响力，“酒驾入刑”碰撞的不仅仅是公众的“酒驾”行为，还有酒文化内化于公众生活中所促生的行为模式，其碰撞的效果也非一蹴而就。与此同时，有个别人存在“偷溜”的侥幸心理。他们往往以为，“酒驾入刑”的执法有可能只是“一阵风”，其执法强度难以得到长期保证，并且自己的“酒驾”行为也不必定就会在偌大的社会里被“不幸地”揪出。如此种种，刑罚所带来的外在束缚往往可以暂时转变一个人的行为，但很难转变一个人的心理和长期形成的行为模式。

　　其次，“醉驾入刑”是一种被动性的行为。这种处分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后选择，而为了尽可能地避免“酒驾”及其伤害的发生，必需做好事先的预防，即公共服务与引导才是第一位的。中国的酒文化博大精湛，虽然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快意，但“酒驾”是酒文化中的一种劣质成分。在因“酒驾”造成的交通事故接二连三之后，我们也许须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认同，而“驾车不喝酒、喝酒不驾车”就是这样一种值得人人遵守的酒文化理念。那么，对于政府部门而言，除了必要的监管与惩治，还可以供给更多、更贴心的公共服务，利用各种文化资源培养驾车人的汽车文明。

　　“司机一杯酒，亲人两行泪”的悲剧，我们不想再看到！文明交通行为习惯的养成，须要刚性制度的引导。“酒驾入刑”，进步违法成本，使司机不想违法，也不敢违法，是一种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办法。同时，还须要从社会的角度动身，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构建良好驾车文明。（张洋）